自我实现的绝境：德国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崛起？

新闻资讯 2023-07-12 09:35 53 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ID：Tsingyeh_Story），作者：青野Tsingyeh，原文标题：《自我实现的绝境：德国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崛起？》，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上一篇《胜于阳谋：如何比较严肃地谈论“大战略”》中，我们讨论了“大战略”中一些原则性、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原则既来自历史，又去往未来，鲜活而详尽的case study始终是理解它们的最好方式。前些天，几位朋友与我做了一些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延伸讨论，我发现，我们始终会回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著名的话题——或许因为我们身处的现实提供了太多的引力。然而，我们兴趣并不在于“为何冲突不可避免”，而在于：挑战者国家的境遇和行为，有多少与当下的相似之处，又有多少可以让今人明白其将要面对的历史命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骤兴于民族主义、大众政治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交错点，也骤亡于大国竞争最残酷的战场。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何在“大战略”上作出精彩一击？又如何踏入了一场自我实现的死局？关于这段历史，《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一书提供了相当清晰的脉络。那么我们便借着这本书，聊聊“德国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崛起”。

德国的崛起伴随着工业化、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的兴起，或许可以说，没有比德意志第二帝国更典型的工业化的产物了。在这个崛起帝国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令人熟悉，但对彼时而言却是头一遭的概念：民族国家、产业红利、阶级变迁、思潮冲撞、政治革新……其国家的机体更加强壮，但其内质却充斥着更多未开的混沌。

对这个初生的强权而言，它“是什么样的国家、要往何处去”，不是造就它崛起的禀赋和背景板，而是它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回答的课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方：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一场前所未见的风暴，它必须竭力保持其舰体完整，同时在风雨如晦中驶向正确的方向。

讨论德国的“大战略”，地理是一个首要的出发点。德国的核心利益来自于其“四战之地”的地缘地位：西有法国（因为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而难以和解）、东有俄国（此前未曾敌对，但双方边境漫长、互有嵌入且难以设防）、南有奥地利帝国（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老对手），仅北方面对北欧国家和北海，压力稍轻，但仍然对英国的海权敞开大门。总体来看，德国地缘最大的痛点就是时刻面临多线开战的风险，而在俾斯麦时期，这一风险的核心具象又在于“法俄同盟”——即在东西两侧同时面对军事压力的潜在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最终统一是靠击败奥地利和法国达到的，这种“非和平崛起”非常容易引发周边的敌意。尤其对于英国，欧洲大陆的均势局面已经明显改变，它已无法再像普鲁士时代那样站在德国背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必须寻找新的平衡、主动构造自己的地缘形势。

德国的“十字路口”天生对应了灵活策略

应对这一环境，德国战略的灵魂——俾斯麦所采用的策略“灵活”。尽管他常被叫做“铁血宰相”，似乎是个战争狂人，但他的实际外交取向却并非如此强硬，反而是机会主义的：即不预设事情的发展，灵活地采取行动。

从结果来看，俾斯麦的“灵活战术”让德国处于一种积极的“韬光养晦”的状态：德国并未显示出扩张其利益或统治地位到全欧洲的兴趣，但也没有刻意地隐藏起锋芒，它积极地参与国际问题的协调，以灵活、耐心的身段游走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之网中——瞄准友邦间的嫌隙、撕开牢不可破的同盟；或者抛出无法拒绝的诱饵，引导不可能的敌手走到一起。德国这些举动固然都忠诚于其地缘战略的核心痛点，但也必须承认，俾斯麦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对各大国而言都有争取价值的“关键协作者”的角色，进而使德国的崛起避开了秩序维护者和其他玩家的警惕。

在此期间，德国具体的战略支点有二：一是利用“三皇同盟”，将俄国与奥匈纳入协调的轨道，一方面要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一方面又要避免俄国在东欧和巴尔干感受过于孤立，进而转与法国结盟；二是在其他大国关系间若即若离，避免与其中一方绑定过深。可以说，欧洲各国的地缘矛盾多有重叠，几乎不存在毫无矛盾的“天然盟友”。这给了俾斯麦以施展的机会，但同样，他也必须面对自身同盟内部的相应难题。

我们具体看到其中主要的几对关系：

对于英法：两国矛盾集中于埃及、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等问题，德国采取中立态度，支持法国对殖民地的关注，进而增加英法在此问题上的龃龉；
对于英俄：两国矛盾集中于奥斯曼帝国问题，英国希望能将俄国力量封锁在黑海中，进而巩固英国在东地中海和埃及的地缘安全；
对于俄奥：核心矛盾在于巴尔干和奥斯曼问题，对于两个盟友之间的龃龉，德国多数时候采取了避免挑头、两头承诺的手段，这一弱点往往会被英国等对手利用，进而削弱这个同盟。

列强们交错的矛盾，意味着没有永恒的敌友

“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大战略”的成功都需要归功于成就了那些个人背后的体系。从内部看：俾斯麦所以得以成功，是因为其作为宰相几乎垄断了外交权力、成为德国政府内部威信崇高的协调者，而老毛奇等军队首脑也能与政府有较好的沟通和配合，制定并坚持了一套相对保守的防御性作战的“两线战争”计划。

俾斯麦和老毛奇的共存是这套国家体系的幸运——尽显效率的时刻，便是“能人”和“顺政”的共振，这使人不得不感慨“国运”这一看似缥缈的概念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的历史。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沉溺在“人的红利”中，而忽视了制度的“补课”，国运的“均值回归”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报复很快就来了。在俾斯麦之后，亲政的威廉二世之治就显得相当笨拙。二人的交替之间，德国需要为其“大战略”做一道第一性的选择题：是做一个欧洲大陆上区域性强国，还是做一个在世界各地遍布利益的帝国？俾斯麦选择了前者，而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吊诡的是，促成这一改变的并非全然是德国国力的增长，而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廉二世在欧洲外交的全面失败。

其政策所以陷入困境，便在于抛弃了俾斯麦长袖善舞的“等距离外交”，而一厢情愿地试图去讨好英国，进而牺牲了与俄奥等旧盟友的关系；而英国却并未领情，转向构建了英俄和英日同盟。外交战略的重大失败，使得德国迅速陷入了“被包围”的窘境，而在这种环境下，德国选择走向世界舞台这个“压力更小的方向”，是一种无奈的、冒险的结果——而这种冒险带给德国和世界的，只有危险。

总结威廉二世之治的失败，一部分固然需要归咎于其皇帝本人的平庸，而另一部分还要归咎于制度——德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本身就是封闭的、向上负责的，而皇帝出于“帝王术”的思路，有意削弱了宰相作为帝国内协调机制的权力，以扩大其本人的话语权，这一套体制的弊病便开始放大、以至于错漏百出：缺乏一个有力的规划和协调者，外交和政府官员们各自为战、沦为了“能干的庸才”，而德国竟陷入了“柏林究竟谁说了算？”的窘境。与此同时，军队的力量则更加独立而封闭、和文官政府渐行渐远。

而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战略困境的正是军队，更具体地说，即是提尔皮茨提议的大海军计划。建设强大海军理由自古至今都只有一种——维护海外利益，这也是德国“世界政策”最直接的表达。同时对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大舰巨炮更能直接地点燃国民骄傲、让陛下满意（威廉二世正是个海军迷）的呢？在重重包围下，德国更加追求“绝对安全”，在拥有了世界第一的陆军后，更希望建立强大的海军以直接威胁英国，进而削弱英国在地缘上的超然状态。

然而，海权面临的挑战深深地刺激了英国，此时，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胜利已使得它与法国和俄罗斯已无根本矛盾，于是英国的应战策略是：1. 收紧对德国的包围网；2.海军军备竞赛。德国追求“绝对安全”的努力，反而换来了更加不安全的环境。而到了军备竞赛的白热化阶段，尴尬的事实也逐渐显现：德国在造船技术和成本上始终被英国甩下一截，这使得军备竞赛成为了一场注定失败的竞赛，其代价则是，普鲁士引以为傲的陆军未能得到相应的资源加强。

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德国各界在高昂的民族主义和紧张的外交关系中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终有一战”，甚至是“晚战不如早战”。这贯穿在海军和陆军作战中，即是各类豪赌国运的“决战计划”层出不穷。这些思想导致德国在外交上的动作也越发僵硬和两极化：或是“底线思维”式的高昂索价，或是“漠不关心”地应对他国的诉求。但现实却如俾斯麦的智慧：化敌为友的机会始终存在，历史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机会，缺乏敏锐的嗅觉和积极把握的心态只会坐失良机——归根到底，“终有一战”的心态本身就是自我实现式的，因为它太容易把一切现实的规避方法都归为虚伪的、妥协的、暂时的、甚至是有违根本利益的。

最终，将德国卷入灾难的则是盟友的行动。孤立无援的国际态势使得德国只能不断地抱紧奥匈帝国这个“大而弱”的盟友，而奥匈此时面对国内的民族冲突思潮，则急需一场外部的胜利，它瞄准德国的软肋，在巴尔干半岛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而德国尽管一度十分恼怒，却迫于考虑维护“唯一的盟友”，只能采取中立的态度、甚至随着形势发展倒向了全面支持。而这“弱国主导强国”的吊诡逻辑，最终引爆了巴尔干火药库，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曾经同床异梦的“三皇同盟”，这回无一幸免地灰飞烟灭了；而他们曾经的敌手或朋友们，也为了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精疲力竭。

而从更大的视角上说，欧洲中心的舞台被整个炸飞了，从此以后，这里趾高气扬的老对头们，再也不能手握彼此之间那些恩恩怨怨，逼迫世界承认这是这颗星球上最重要的历史了。

我想在这一段历史中，我们或许可以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