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2023年7月5日，国家疾控中心发布6月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数据，显示“第二波新冠疫情高峰已过”。
43岁的周磊长舒一口气。
他在河南农村运营着两家小型养老院。这里是失能、高龄老人聚集地，也是他的心血和事业。
养老院，是新冠疫情期间最敏感，最受人牵挂的场所之一。5月中旬，这一波“二阳”起来时，周磊接到了封院通知。作为高危人群聚集场所，养老机构这三年中一直遵循最早封闭、最晚解封的原则。
幸运的是，在疫情管控放开的半年，周磊的养老院逐步拥有了有条不紊的经验、常备物资，外部医疗通道也一直畅通，更重要的是，最初慌乱缺药的局面消失了。
国家不断丰富的“抗疫工具箱”，为包括养老院在内的整个社会提供了应对流行性疾病最重要的底气。据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目前中国的“抗疫工具箱”已拥有15个通过特别审批程序批准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其中包括6款可及性较强的口服抗病毒药物（4个国产、2个进口药品）。
“二阳”过峰时，周磊在养老院组织了六一儿童节和端午节庆祝活动，“欢庆活动一切照常。”他说，老人出现发烧的情况后，也能够很快服药得到治疗。
樊东升，中国最知名的神经科医生之一，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的他，在第一波感染高峰时，也面临四处求药的窘境。5月下旬二阳“中招”，樊东升一度担心一个重要的评审会答辩无法参加，但在从上述的国家“抗疫工具箱”中选服了一款叫“先诺欣”的新冠抗病毒药物后，3天转阴。樊医生开心地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动态，“周一上午评审答辩可以请各位领导专家放心了，周二会诊中心见吧！”
如果说，去年12月大范围的集中感染，是中国人和新冠病毒过招的非常态，那么今年5月开启的二阳潮，是国内社会第一次真正和新冠病毒“常态化共存”。
持续2个月的二阳潮逐渐落幕。
我们从身边看到许多关于这一波“二阳”的故事，有的人婚礼被推迟，有的人感恩“吃上了自己研究的药”，有的人在撰写文章，探讨后病毒时代国人和新冠的“常态化共存”智慧。
一些人信赖当下人们对付病毒的“枪炮”：药品、疫苗，医药科技的手段；一些人重拾生活的“玫瑰”，那是从3年病毒肆虐中习得的智慧，“爱和信心”。
一些人希望遗忘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病毒，一些人还在长新冠的干扰中努力恢复。门店重开，社会经济生活重新回归正轨，专业人士则还在时不时表达警醒。
大流行已经过去，但病毒没有消失，在如何“常态化共存”的课题下，这一波“二阳”无疑具有值得“复盘”的样本意义。
5月中旬，距离北京900公里的河南农村，周磊又一次收到了封院通知。周磊的养老院一共照顾着八十几位老人。这些老人中不少已经失去了行为能力，常年被脑萎缩困扰。当“每个人都是自己和家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落到这个场景里，周磊明白，自己实际上才是那个第一责任人。
周磊记得，当一阳潮来袭时，他不得不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花上大几十块买一盒平常只要几块钱的退烧药。蔬菜也难买，好在养老院后还有接近两亩的菜地，冬天种着菠菜和上海青。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两位基础病比较严重的老人，还是走了。”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国际环境研究和公共健康》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再次感染的合并病死率为2.95%，如果再次感染，老年人可能会面临更高的不良风险。
周磊不懂这些科学数据和论证，但通过媒体信息，周磊感知到“二阳”来了。他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给所有老人量体温。
医疗资源充分是周磊的定心丸。现在不但抗新冠病毒的药品充足，村医还与周磊达成了约定，只要老人们有问题，对方会随时来院里看诊。
从5月份到现在，周磊的养老院平安度过了疫情峰值，零星的发烧情况，在对症下药后也很快就好转了。院里一位107岁高龄撑过第一次感染的老人目前情况也不错，甚至可以自己吃饭了。
不过周磊还是有焦虑，农村里的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剩下的只有老人，和比老人年龄更大的老人。养老院不少护工年纪在60岁以上，严格来说也算新冠高风险人群。“在未来可能的三阳、甚至N阳中，每一波都不能掉以轻心。”
4月中旬，乘坐北京地铁已经不再强制佩戴口罩，28岁的北京白领陈真记得，有一天，突然发现工区周围的同事陆续开始咳嗽、打喷嚏。陈真警觉起来，传说中的“二阳”来了。
她发现，周边的年轻人表现出了两种状态，有人测了抗原，带着两条红杠，感觉无所谓，仍然坚持上班。
有些人“惜命”，重新翻查已经半年没有查阅的知乎或者百度，去搜索“新冠特效药”。一些人开始讨论并认真对待“长新冠”“脑雾”。
陈真是后者。她相信有了抗病毒的新冠药，新冠病毒虽然对年轻人不会致命，但它会扰乱生活。
按照计划，5月21日陈真要举行婚礼，休假的时间有限，她担心病毒制造意外。
这波二阳中，陈真始终是那个坚持在公共场合、甚至室内佩戴口罩的人，每次从公共场所回来，摘下口罩，她也一定会给自己的双手和周边环境喷上酒精。
这波“二阳”适逢牵动千百万人命运的高考，高考前夕，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问，需不需要主动“求阳”，以免高考时出现差池，“提前阳总比当天阳好。”
病毒的变化莫测最终让谨慎的陈真中招了。
主流的毒株从奥密克戎变异成XBB系列，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权威医生，在体感上都有个共识：二阳普遍症状更轻、痊愈更快。从专业的角度看，大部分人感染后间隔还不到6个月，体内还有一定的抗体，细胞免疫的记忆犹存，即便再次感染，症状也理应更轻。
五一假期后，陈真的身体不适感出现，手里方案还在推进，陈真坚持到和客户开完会再倒下。然后她经历了长达7天的高烧，甚至一度烧到40度，即便输上液，温度都没立刻降下来。医生的诊断是，新冠病毒合并上呼吸道细菌感染，还有低钾症。“扎输液针的时候，血管都是瘪的，护士只好挑起来扎。”陈真说。
经历这一番折腾，陈真有了更多感想。她知道，许多年轻人不想再提及新冠，这是一段漫长的、不愉快的记忆。但绵延三年，席卷全人类的新冠病毒，无疑已经深深地改变了生活、习惯，甚至观念。
能在二阳中通过新冠口服药快速摆脱病毒，樊东升医生在朋友圈表达了一番感谢，这让韩溪的心情既高兴，又有点矛盾。
哪里有感染，韩溪就要赶到哪里。作为“逆行者”，她也感染了。
当时，没有抗病毒药物，韩溪不敢回家，她最担心的是，传染给家里一岁半的儿子和年龄都超过60岁的父母。“儿童没有特效药，老人又是新冠病毒高风险人群，万一，就麻烦了”。
1月28日，在历时14个月紧张和艰难的研发后，她付出心血和汗水的药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特别审评审批，成为国家“抗疫工具箱”今年获批的第一款口服抗病毒药物，也是被称为“3CL靶点”抗新冠病毒药的中国首款。
韩溪在她供职的企业获得了表彰。但韩溪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我们更努力一些，更早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人。
5月14日，头疼、嗓子疼等熟悉的症状重新出现，抗原呈阳性后，韩溪立刻去买了自己研发的药。服用后，搬到了家里的小房间进行自我隔离。隔天是周一，韩溪上班前的抗原测试已经转阴。
韩溪记得，刚开始接触这个研发项目，是临床一期，无任何数据，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无效果，但当时疫情已经2年，“作为医药行业从业者，我们有种责任，疫情啥时是个头，总得研究出对抗病毒的药”，韩溪说，开始是紧张并有点期待的感觉，因为药物研发的失败率很高。但越到后面期望度越高，因为一些数据反馈很好，就越来越有信心。
“首阳时还没药，比较恐惧，二阳没有任何恐惧了，有了症状马上吃药就行”，韩溪说，一个医药研发者的职业生涯能成功研发出一个药就是幸运的，而她，能吃上自己研发的药，更多是一种“感恩”。
韩溪说，2003年SARS时，中国的医药工业力量还很薄弱，那时本土药企要在大流行期间针对病毒迅速研发并上市原研创新药，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这一波大流行，国家的“抗疫工具箱”已经有了15款，其中国产口服抗病毒创新药今年已经推出3款（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按获批顺序，三款分别为先诺欣、民得维、乐睿灵）。
“这样的成绩并不是我们研究者有多么厉害，其实是国家工业研发和生产力量这些年整体有了强大进步的结果。我们的先诺欣，包括国内同行研发的新冠药，在降低病毒载量，可及性、安全性或依从性等多个维度评价，都不输于甚至超越国外同类药品”，韩溪说。
“这是为什么建议有症状就测抗原的原因，不要觉得症状按感冒发烧治就不测。因为无法预估到自己抽中的是什么命运，它可以表现为像个感冒，可以只是发烧，但它也可以极速变化。”
7月1日，拥有14万粉丝的微博大V林步里发布了一条微博，建议大家在阳后第一时间抑制病毒。这条微博获得了3000多条评论，但也有不少人在评论区发表质疑。
林步里引述了一项公开调查，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生物医学科学家和医生，在社交媒体因科普新冠公卫知识，而遭到攻击骚扰高达 64%。
“社交媒体在向公众传播医学和科学知识方面发挥着作用；然而，大量报告的骚扰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医生和科学家限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从而使最有资格与之抗争的人无法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林步里说。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胡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坚持追踪分析二阳病例，国内外数据，提醒他的粉丝安心而又不掉以轻心。
“人们的抗体在上一次感染中几乎是同一时间获得，并且维持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但是之后由于大家免疫力不同，抗体水平的下降也分先后，于是不停地有人加入到二阳的队伍中来，如此反复滚动，估计会拖尾很长时间。
胡洋告诫大家，不少人二阳后留下了长新冠症状，所以还是要当心的，如果感染了，尽量早治疗，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高风险人群，可以及时吃一些抗新冠病毒药物，缩短病程。
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在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23年学术年会上说：“长新冠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要回避。感染次数越多，后遗症风险越高，这是有临床数据的，所以病人该诊断要诊断，该用药要用药。”
针对新冠病毒，高福表示，在后新冠时期，大家开始讨论人类已经走出了新冠病毒的阴影，但不能只看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也要看到它给我们提供的机遇，以及让人类如何重新思考。后新冠时期既不能“恐冠”也不能“轻冠”。
因为既不是传染科医生，也不是呼吸科医生，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的樊东升在这波二阳中，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第一波感染高峰时住院部的各科病房都变成了新冠重症的专科病房，如今因为有了可及性高的抗病毒药物，此前的情境也不再有了。但他作为一个资深医生的责任感和对一线诊疗实际情况的关注并未松懈。
3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文，将新批的2种药品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明确用于治疗轻、中型新冠病毒感染（COVID-19）的成年患者，应在出现症状3天或以内尽快使用。
不过，樊东升发现，在一些医院，临床上对于新冠诊疗流程的适时更新还比较迟滞，一直沿用原来比较复杂的流程。通俗来讲，就是“先开退烧药、感冒药”，重症患者经过程序复杂的会诊以后才能处方国家今年陆续获批的新冠抗病毒口服创新药。
樊东升认为，随着国家“抗疫工具箱”的丰富，诊疗流程也需要适当修改。
尽管急诊已经不再像去年冬天那般拥挤，但在与新冠长期共存之下，个体对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解仍会不断更新，通过科学手段构筑防御之盾，是所有人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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