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有过一次由《北京文学》发起并在全国引起轰动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当时我也撰文参加了。
在一篇文章中，我写道——
对于“上面”统一订购的形形色色的单元检测题、模拟考试等试卷，如果没有“标准答案”，我是不敢给学生评讲的。这倒不是说我自己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把有关试题认真做一遍，而是不少题我根本就不会做：像“恣睢”之类的“词语解释”，像“《济南的冬天》选自什么集子”之类的“文学常识”，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阅读理解题等等。虽做不来但还得照“标准答案”给学生评讲，因为“上面”要考这些东西呀！
整整25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有没有好转呢？
网上有一个语文教学的笑话——
曾有一位老师问小学生：“雪融化后变成什么？”一个小男孩抢先回答：“雪融化后变成水。”另一个小男孩想了想说：“雪融化后变成泥土。”有个调皮的小女孩则回答：“雪融化后变成春天。”第一个小男孩得到满分，老师表扬他反应快，回答准确。第二个小男孩得了60分，老师责怪他拐弯抹角。小女孩得到的却是：零分加训斥。
也许这笑话只是段子高手的虚构，但这种思维模式至今还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课堂上——而且不仅仅是语文课，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像很难说有谁故意想把孩子教坏一样，同样，也不会有人承认是有意想把孩子教傻，可是，在我们的教室里，一批又一批本来富有灵气的孩子真的变傻了。
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纯净透明的诗人，一个富有无穷想象力的童话作家，其特征是他们整个的心灵世界是无拘无束的，什么都敢想，思想的翅膀可以飞得很高很远。可是一旦接受了“教育”，他们的灵魂被“引导”被“规范”被“控制”……所有充满创造的灵气没了，人就变傻了。
请允许我从某种意义上略微“偏激”一点说——
我们的教育，正是对鲁迅当年“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另一种注释。
而变傻（糊涂）的根源，就四个字：“思维控制”。
这在我小时候乃至参加工作之初的语文课堂上，是一种常态。学一篇课文，多是遵循“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五个步骤而按部就班。写作文，更是有现成的套路，无非就是“借景抒情”“托物咏志”，而这“情”和“志”多是老师规定好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是满满的正能量”。
2000年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请给学生以心灵自由》的文章，这样抨击当时的语文教育——
在某些语文课堂上，不但没有师生平等交流，共同研讨的民主气氛，反而存在着唯师是从的思想专制——学《孔乙己》，学生只能理解这是鲁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学生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4·12”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项链》，学生只能把路瓦栽夫人理解为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典型；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学生往往会习惯性地写老师，而且多半会把老师比作蜡烛或春蚕；写《在升旗仪式上》，学生往往会先写“朝霞满天，红日初升”，然后是对革命先烈的联想和对今天幸福生活的赞美最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写景，只能是借景抒情；写物，只能是托物咏志；写事，只能写有“意义”的事；写人，只能写“心灵美”的人……在如此“崇高”“庄严”的“语文教育”下，学生的心灵已被牢牢地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有没有好转呢？客观地说，不能说一点好转都没有，比如现在的阅读教学就不再是从“时代背景”到“写作特点”的五大段了，而且“互动”“生成”之类的理念至少也渐渐进入到语文老师的教案中。
但我最近听了一些语文课，感觉整个课堂好像依然又退回到了八十年代，虽然表面上也提倡“平等对话”“互动生成”之类，但教师在骨子里依然是在控制学生的思维。
如果以前的课堂是“满堂灌”，那么现在不少课堂是打着“尊重”“引导”“启发”的旗号在“满堂问”。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所依次抛出的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个问题，常常成为学生的思想圈套。看似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但学生想的是如何才能满足老师的需求，他们说的话如何才能完美地让老师满意的答案。老师抽了一个学生起来回答，如果不满意，会继续问：“还有呢？”再不满意，继续问：“还有呢？”一直要问到让他满意的学生，才说：“说得好，请大家给他以掌声！”然后就是孩子们被训练过的节奏统一的掌声：“啪，啪啪，啪啪啪！”正是在教师这样的一步步追问，学生一次次的回答和教师对学生答案的一次次纠正中，学生成了教师思想的俘虏！学生不过是教师见解的复述者。
明明你备课时就在PPT上把答案都写得清清楚楚了，连步骤都不含糊，你干吗还要假惺惺地让学生“畅所欲言”“没关系，随便说”呢？你最后不还是要亮出你预制好的PPT“一锤定音”吗？
在这样假平等、假民主、假思考、假互动、假讨论、假争鸣……的课堂上，学生渐渐变傻了。
为什么不能让学生的思想在阅读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地流淌自己的心泉？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问，什么都敢说？我们老是自以为是地去“引导”学生，结果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在讲台上就被窒息了。
一个高三孩子曾给我说：“从小学到高中，语文老师最爱给学生说的是：‘规范答题，不要自作主张。’写作文时，老师经常的提醒就是：‘该写的才写，不该写的不要乱写。’家长更是直言不讳：‘不要在作文中说真话，别那么傻。’”
我相信，这个孩子所说的，绝非个别现象。
有一个著名的历史特级教师，在给学生讲抗美援朝时，没有照本宣科地复述教科书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那些结论，而是列出了另外四个国家有关朝鲜战争的教材叙述：看看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美国是怎么说的？苏联是怎么说的？朝鲜是怎么说的？韩国是怎么说的？连中国的教材在内，让学生去比较，去思考，去分析……进而让学生不但更加立体客观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而且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但这个“意义”不是教师灌输给学生的，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辨别和研究得出的。这是一个尊重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不把学生教傻的课堂。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四个自信”之外的教育自信。
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正在迈向“强起来”，但中国要真正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强盛大国，还得回到陶行知当年所呼吁的“六大解放”中，从每一位教师和家长不控制孩子思想开始做起。
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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