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最近有几条新闻，挺有意思的：
第一件是：日本至今还是个随处可以捡钱的地方。
据日本警方透露，去年单在东京，捡到现金交到警察局的失物里，就有约40亿日元现金，相比前一年还多捡了6亿日元。
你没看错，我们连钱包都不怎么带了，日本人一年丢钱还能丢掉39亿9652万4634日元……
另一件是在最近，占日本总人口约16.9%的关西地区，终于安装了第一台能用手机扫码付款的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
但仔细研究会发现，这台机器主要是服务外国人的，特别是支持支付宝和微信。大部分的日本人想喝可口可乐，还是习惯最传统的支付方法：塞硬币。
就连在日本的中国博主，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在国内习惯了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付款，在日本生活可离不开现金。
但你或许不知道：二维码（QR Code）最早是日本发明的，日本也被称为自动售货机的国度。
但为什么二维码支付没在日本诞生和普及？为什么在自动售货机上贴个二维码，就像是日本人的行为盲区一样，至今也没有完全走通？
这中间，是中国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创新路径与技术变革取向，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走向。
从日本到中国
1980年，23岁的原昌宏从大学毕业，进入丰田汽车下属的电装（DENSO）株式会社工作。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将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但和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原昌宏将随着他接到的一份工作任务而永载史册。
故事从1992年开始，那一年，在全球电子化浪潮和制造业变革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开始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高混合小批量生产，导致工厂的产品数量和SKU开始急剧上升。
为了精准区分各个产线所需的物料，配件上所需要标注的信息越来越精细繁杂，但一直使用的“条形码”只能储存20个日文字符的信息，导致有些配件甚至需要贴上十几个条形码，仓储和产线管理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原昌宏接到的任务简单却艰巨：帮助提高扫码效率，减少出错率，从而提升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
此前十二年，这个35岁的技术工程师一直都在研发“条形码扫描仪”。刚接到这个任务时，他也是从硬件扫码的效率出发的，但很快就发现：不管扫码器怎么改进，只要码的形式不改变，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
要解决问题，关键在于：与其调整设备，不如调整编码。
多年后，类似的“软硬件之争”，又发生在了支付宝的内部。不同的是，那时已是2010年代，QR二维码已被证明了其储存信息的能力，支付宝内部所产生的软硬件之争，聚焦在NFC（近场支付）和二维码支付之间。
信息的传递和储存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终极密码，日本人却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储存信息能力超过条形码400多倍的小玩意儿还能有别的用法。1994年QR码就被原昌宏所研发出来，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工厂零部件标识和产品溯源。
直到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个宝藏。
2010年，支付宝刚结束了PC时代的支付混战，正式超越PayPal成为全球电子支付平台的龙头，移动互联网的大幕正缓缓拉开，而所有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参与者，都在围绕两件事赛跑：
能实现支付功能的硬件终端；
能让硬件实现支付功能的软件工具。
前者的代表是拉卡拉；后者的代表就是支付宝。
拉卡拉没想明白原昌宏十六年前就想通的事，于是在Pos机的领域一路狂奔了下去；而支付宝内部在探索中逐渐产生分野，有人更倾向于一步到位的“NFC近场通信”，也有人选择了二维码。
因为坚信二维码是更普惠且快捷的工具，时任支付宝无线事业部总经理的徐达（诸寅嘉），带着一个几十人的小团队开始攻关这个项目，在没有KPI的条件下，团队的心情更多是“放手一试”。
2011年4月，他们完成了二维码支付首个demo。徐达在一次内部高管会上做了演示，马云看后说：“这个很有意思。”3个月后，支付宝在广州召开发布会，在国内首推二维码支付。支付宝还为此申请了专利，客户端也增加了一款叫“悦享拍”的功能，即现在“扫一扫”的前身。
没有人知道，三年后，伴随着2013年“支付宝钱包”App独立上线，二维码支付也被大规模商用，10年来，这张移动支付之网，会抵达中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深处，影响着数亿人生活的日常。
技术进步的结果，在于人类如何运用
2017年4月29日早上7点，一篇在日本爆火的帖子登上了日本推特的热搜前十，帖子的标题叫做：“中国人会偷偷嘲笑我们落后吗？”
这篇帖子的源头出自日本著名论坛2ch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非现金社会飞速发展已超乎想象》。帖子发布后不久就爆火，以至于那些天在推特上搜索「中国」，甚至后面会自动补充「キャッシュレス社会（无现金社会）」。
在帖子里，日本人纷纷感慨短短几年，二维码就让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再小的街边摊都可以用移动支付，甚至连寺庙投香火钱、结婚收礼金、路边乞讨的流浪汉，也支持用二维码付款了…
2014年，一个外国人专门跑到中国拍了一个纪录片，《中国的无现金社会》。
也是这一年，欧洲专利局将欧洲发明家大奖颁给了原昌宏，但彼时的日本，偏远地区连信用卡都不能用，大城市虽然有满街的无人售货机，却没有一台能彻底实现无现金支付，以至于在日本动漫或轻小说里，都经常把自动售货机卡币、卡货当梗来玩。
在日本这个自动售货机的国度，却没有人想过把二维码贴到机器上，打通整个移动支付的闭环。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社会环境和产业成熟度，压制了移动支付的生存和推广空间；二是无论丰田还是原昌宏，都陷入了路径依赖，在商业上出现了明显的误判。
当二维码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原昌宏和其团队认为，如果申请专利，二维码就只能留在丰田体内成为专属工具。而如果要向外出售，作为新生事物的二维码卖是卖不出去的，不如卖能够扫码的设备。
原昌宏（右一）在2014年德国柏林举行欧洲发明家奖上
图片来源：MobiLead
从逻辑上讲，丰田和电装当年对二维码的态度，更像是工业领域的拉卡拉。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随身可用的摄像头变得不再稀缺，扫码设备开始缺乏市场，反而是二维码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变得格外重要。
而日本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移动支付发展，正是随着二维码的使用被中国拉开了差距。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其重要，但经常被分析者所忽略的隐含条件：相比其他移动支付方式，二维码极大降低了收款方的接入成本。
拿日本来说，如果今天你去商场或连锁便利店，可能并不会觉得移动支付水平和国内存在明显差距。信用卡、AppleCard、NFC等支付方式，会让你得到与国内相仿的付款体验。
但对于收款的商家端来说，上述这些收款渠道，每一项都对应着可观的隐性成本：Pos机、NFC识别设备，信用卡一点都不美丽的费率，以及相应方式的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
让街边卖水果蔬菜的大叔大妈拿着“pos机”做生意，拉卡拉尝试过，失败了。对于大中型商家和消费者来说，许多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小商户和个体经营者来说，这些成本就意味着麻烦、亏损，甚至是干脆无法入场。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很多出租车司机不愿接受移动支付，而是宁愿人手一个硬币盒子，现场找零。他们并不知道，十几年前，在日本一个车间里，就曾诞生过一张能让他们几乎零成本就跨入移动支付时代的二维码。
通过这张二维码，大洋彼岸的支付宝和微信，将商业的门槛降到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地步，让小微商户做生意更方便，也让每个微小的个体能更容易地参与到经济生产中。
这一切似乎都在验证《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的那句话：科学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但技术进步的结果，取决于人类究竟如何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
中外移动支付发展水平真正的差别，正是由此拉开的。
移动支付带来的社会成本优化
二维码和自动售货机的创新，是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的一个缩影。十多年的时间，移动支付不仅改变了电商购物的消费方式，更是深刻影响了许多实体行业的发展。
出行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行业，快的和滴滴的角逐则是焦点之战。
2013年12月，支付宝率先与快的打车合作，推广移动支付功能；次年1月，滴滴打车与微信支付合作。自此，双方开启出行补贴大战，想尽办法让乘客扫二维码下载自家的打车软件，并培养使用移动支付的习惯。
这场“打车大战”直接培养了数亿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以至于一年半后的共享单车大战，地推往路边一站，被拦下来的行人都能抢答了：扫二维码是吧？
此外，移动支付成为物联网技术成熟所需的最后一块版图，也成了电商产业和整个O2O本地生活的基础支撑技术，并进而影响了最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
可以说，移动支付作为消费互联网的底层支撑技术，帮助中国量身构建了一套区别于全世界的新的线下消费体系与供应链体系。有了移动支付，才让滴滴这样的打车软件的逻辑成立，才让快递、外卖和团购的即时性得以实现。
而这些新兴的O2O行业，在过去十年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运转的效率，优化了中国整个社会的成本结构。
算不清楚找零的老人，也可以踏入商业的门槛；视障人士出门不用数硬币，开个小店也不再担心碰上假钱；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当地人动动手指就能在支付宝上交电费了。
所有生活的悄然变化，是支付宝和微信两大国民App下死功夫去推广移动支付，这极大摊薄了社会的整体支付费率，实现了仅有0.4%到0.5%的支付费率，做到了全球最低的水平。
反观国外，支付费率是每年营收的2%到3%，整整是中国市场的4到8倍。许多商家出海本就主打低价，扣掉这些费用，意味着一整年颗粒无收。很多出海中小商家的折戟原因就在于此。
移动支付在最广泛层面上的普及，给中国带来了润物无声却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连劫匪和小偷的生存空间都越来越小了。
2004年，全国共发生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378万起，多发生在银行和金融机构附近。10多年后的2017年，一对表兄弟相约到杭州抢劫，抢了三家超市却只找到1700多元，还不够来回路费。
哥俩被抓时当场崩溃：“你们杭州人，出门不带现金吗？”
结语
过去十年，移动支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缩影。而移动支付在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则是观察中日两国互联网及科技创新道路差异的最佳样本。
日本式创新的动力往往来自于“较真”，拿自动售货机来说，日本被称为自动售货机的国度，自贩机遍布大街小巷，且内容包罗万象，只有你想不到的，几乎就没有人家做不到的。这背后是日本自贩机产业多年在产品上的精细打磨和卷生卷死。
二维码被发明后的应用，也呈现出这个趋势：它很快就沉淀到了日本的整个制造工业体系，进而在细节上不断影响和优化着日本各个与生产有关的行业，比如你几乎可以在所有食品包装上，找到一张小小的溯源二维码。
提供鲸鱼刺身，鲸鱼牛排和鲸鱼培根
但较真到一定程度，有时也会成为桎梏。
习惯了使用二维码做零件和产品标识的日本人，从车间走出来坐车或打车的时候，也曾需要准备很多硬币，或等待司机慢慢找零，而他们却没有想过用那张小小的二维码，去开辟移动支付这样的新战场。
很高的产业成熟度+较真式的细节创新思维，一方面造就了日本独特的企业竞争力，成就了二战后日本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日本在互联网以及智能化时代落后的原因，移动支付如此，智能手机如此，电动汽车行业也是如此。
而中国式创新，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核。
一是敢想敢做。移动支付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拓荒者弯道超车的历史，曾经的落后让我们更有穿越无人区的勇气，社会也愿意给予新生技术宽松的成长环境和空间。
二是中国式的创新，总是带有实用与理想并存的色彩，希望将技术用于最广大的人群，落入最烟火的生活。
建国后，中国建成了世界最高的桥、海拔最高的公路、速度最快、穿越最复杂地形的高铁，以及最高普及度的互联网商业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用上的移动支付。
而所有的中国之网，本质上都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人过上最好最便捷的生活。
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创新，更应该继续秉持这样的理念：给所有人带来一场商业上的科技平权，用技术普惠的方式，将最普通的中国人带入到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之中。
如今，在许多领域，中国已从后来者，逐渐变成了领跑者。而想要继续领跑，那就永远不能停止在创新之路奔跑下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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