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莉：无须被定义的创造者 | 20年报庆·回访

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在诗中有云：“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后人常以狐狸和刺猬来区别不同的人——狐狸是百科全书式的，而刺猬则有专长。

若以此标准来评价徐莉，则似乎失之偏颇——她既博采众长，又专精一门。

作为课程工作者，徐莉的关注面一直很广泛，比如人类发展历史、社会变迁对课程的影响，学习者特征、学科发展对课程的影响，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设计的需求分析，课程内容的选择、排序、组织，课程变革的实施，等等，都是她关注的范围。

她所教学科也很难定义，她是语文教师、科学教师、品德与社会教师、美术教师、书法教师、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还是大队辅导员？没有定论。

在教师身份之外，她还是专栏作者、阅读推广人、三级评茶师、二级品酒师、观鸟爱好者。

如此多元的徐莉，却又有着一个专一的身份——课程规划师。

多年来，她看教育问题、教育话题，大多坚持“普通人”的视角，觉得它一方面可能是行业的焦点、痛点、热点，有时也是社会关切所在。徐莉常说：“我透过了解大家关注什么，将之放到课程工作者的知识图景中来了解这个行业的过去、现在并思考未来，也在其中寻找、确定什么是我擅长和喜欢做的。”

比如，当前“大概念、大单元、大任务、大项目、大情境”是经常出现的高频热词，对“大”的普遍追求，徐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她认为，作为教学专家的教师可以将教材中的某个单元看作教材编写者构建的“概念”和“单元”。然后，教师进一步将本单元内容关联课程标准中的学段目标、总目标，关联本学科全套教材。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目标分别是什么？相关教学内容什么时候出现？单元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基于对课程标准、学生学情、教学材料的多重考量，重新组织单元教学内容，这其实是不少教师早就做过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大概念”“大单元”就不会感到陌生。

“在课程变革中教师追求的并不是新概念，而是用新概念对过往经验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针对问题寻求改善。”这是徐莉一直强调的。“一个有‘大图景’的教师，能把学习者0—18岁的学习发展看作一个整体来规划，随着学习者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不断重建师生关系和教与学的关系。”徐莉说。

2018年9月12日，本报以《徐莉：因创造，得自由》为题，在第34个教师节之际，围绕“致敬，课改教师”这一主题，对徐莉进行了报道。文章中提到“不希望被学科定义”的徐莉不会因为某个学科的限制去决定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用一张张任务单替代大部分的集中讲授，让任务带领孩子自由自主地学习，这是徐莉的常态课——你很难判断这是一节什么学科的课，这节课也很有可能不在教室里完成，而且时间也并非传统的40分钟。选择做一个“课程设计师”，必须进行跨越众多学科的探索与钻研，特别是“攻坚”那些自己本不擅长的科目，并寻求融会贯通之道。其中的辛苦与付出，超出单一学科的数倍。设计，意味着架构、创造。

徐莉一直在试探教师执业的边界：一个老师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拥有的自主权究竟能有多大？从问题出发，徐莉找到了课程变革与创新的关键变量：时间。只有弹性课段才能实现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上的自主自由，实现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她的“级任制教学+科任制教学+弹性课段教学+协同教学+连续性进步教育”探索也从此大放异彩，赢得了无数的鲜花与掌声。

如今，对“一个教师的课程自主权究竟能拓展到多大”这个核心问题，徐莉又有了新的解读。

参与过课程标准研制和修订的相关讨论，作为分册主编、核心作者编写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执教各级各类研究课、展示课，主持和参与国家、省、市级的课题研究……从1997年入职至今，回看这26年，徐莉既是本轮课程改革全过程的见证者、深度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

当课程改革迎来第三个10年，徐莉开始从自由探索转向系统性反思和制度性调控，“我一方面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教师课程自主权的宝贵，把事做好、做成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增加限制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张力。限制性规定越来越多的同时，各种文件和方案也在进一步明确学校和教师拥有课程自主权。重要的是，做完规定动作，在试图超越的部分，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徐莉说道。

在试图让课程变革真实发生的过程中，徐莉逐渐形成了一些确定的工作路径。

作为课程变革的参与者，既关注学科发展，也关注课程系统和结构，试着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自主开发课程，从教师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区域层面进行整体优化；参与课程决策，如参与制定区域和学校的课程规划，参与区域和学校的课程变革项目；做家庭和社区支持项目，为课程变革提供解释，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切实帮助，寻求课程变革的共识……这些都是徐莉近年来工作中所涉及的。

如今，徐莉已从侧重课程变革的典型案例研究、寻求自身行为改变，向侧重课程变革路径探索、系统优化，促进教师群体行为改变转变，“现在我很多时间花在将个人课程的经验梳理提炼后，通过同行的迁移运用进行泛化上。”近年来，徐莉倾向于主持、参与中长期的课程发展项目，与课程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各行业的专家、社区人士等一起盘家底，给以往的经验碎片赋予新的价值，一起搭建、优化课程体系，在课程实践中校准目标、调整内容和方式。“我并不总是项目负责人，更多时候是参与者之一，大家是合伙人关系。当课程发展达到了预期目标，对学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所有参与者的收获就都在其中了。”徐莉说。

今年，《中国教师报》迎来创刊20周年。20年来，许多教师与我们成为朋友，一路同行，也在改革中不断思考、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中国教师报》让我特别感念的地方，就是坚持让一线教师发声，让区域、学校、教师的探索被看见、被关注。当前，能够看见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显得尤为宝贵。”作为2018年中国教师报年度致敬课改人物以及2021年中国教师报课改20年十大变革人物，徐莉感受到被倾听、被肯定、被重视的力量。

徐莉认为，课程改革的关键是教师的真实参与。他们在起点处和过程中的“不会做”和“不想做”是需要被关注的。只有了解他们为什么反对，尝试倾听他们、说服他们，让教师从论证阶段、开发阶段就参与其中，才能提高教师对变革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增加变革的信心。

正如她在《中国教师报》“2022年中国课改观察”中对课改趋势作出的研判：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每一点努力和付出的价值，不断朝向共同愿景相互调适，奏响最动听的课改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