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故研究室（ID：zhengulab），作者：石雨菡，编辑：龚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基于这样的人口趋势，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日前发布了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再次呼吁社会大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梁建章看来，21世纪人类社会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人口增长的逆转，即人类不太想生孩子了，尤其是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群体；第二件事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和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梁建章认为，这两件事之间紧密相关，因为低生育率危机将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5月26日，就“人口困局”“如何脱困”“女性与生育”三个主题，我们与梁建章进行了一次对话。梁建章认为，中国必须出台最有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来应对人口问题这一灰犀牛事件。
梁建章的核心观点如下：
1. 按照目前1.1的生育率来看，我国每代人口将减半。这样人口困境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今后失去正在取得的创新科技大国的地位，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
2. 低生育率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而更多的劳动力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 中国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是人均GDP的6.9倍，这是导致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至少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生育率才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
4. 面对人口负增长的困境，婴幼儿产业、教育行业、房地产以及大宗商品的消费等将受到冲击。而在老龄化的趋势下，旅游业和健康产业反而影响较小。
5. 相比男性，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生育压力更大。政策上应该鼓励更多企业实行灵活办公的模式，以及推广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的模式，为家庭生育减负。
一、人口困境
Q1：为什么在新书发布会上，您会用“震惊”这个词来形容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困境？
A1：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的新出生人口数据的触目惊心。过去七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从1800多万跌到去年只有900多万，几乎是“腰斩”。新出生人口决定着未来人口的结构，决定未来人口的总量。在这样背景下，必须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人口战略。
Q2：有数据显示，印度的总人口数已经比我国多出了311万人。中国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会带来什么影响？
A2：中国总人口小于印度，是早在预料之中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了。现在印度每年生2400万人，中国只生900多万。而未来印度人口是中国的3～4倍，这个几乎是肯定的。
而更令人难以忽视的还是生育率，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是1.1，而更替生育率是2.1。未来如果跌破1的话，我怎么形容这种糟糕的情况都不为过。
从结果来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形势的恶化，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今后失去正在取得的创新科技大国的地位，从而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
从2040年起，中国经济将遭受快速老龄化的冲击。印度将成为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将可能在短暂落后于中国后，由于其无与伦比的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于21 世纪后半期重新夺回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Q3：有人说中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对这个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A3：所谓人才的红利，其实就是普及教育。每个人在接受过本科教育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创新相关的人才。但是教育普及程度不可能达到100%，比如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他就是学不进去。
中国高等教育未来普及到80%，这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但这主要是提高个人自身修养，对于创新力的提升并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也会使得教育过分内卷。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仍然享有部分人口红利。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人才所创造的。这部分人目前40岁左右，他们还年富力强。可能到50岁之前，他们还是能够承担中国创新力的进一步提升这部分工作。
但现在，我们的人才红利空间已经没了。新出生人口在七年间直接腰斩，人口数量的下降一定会影响到人口质量。因为1000个人里挑出来的天才，肯定比100个人挑出来的天才更好。
当下不能再讨论过去做了哪些事情，因为有惯性显现，有一定的人才质量红利。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确实要意识到人口数量下降的严重性。
Q4：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行业有哪些？
A4：影响最大的是婴幼儿产业，现在奶粉需求已经下降很多。而且很多地方幼儿园开始关停了，因为几年前新出生人口数量就腰斩了。未来小学会关、中学会关、大学也会关，人口的负增长对教育影响是最快的。
房地产跟其他的大宗商品不一样，它是一个长期的使用价值。其实现在房地产低迷，跟我们新出生人口跌得这么厉害，造成对房地产的未来需求预期不乐观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通过鼓励生育政策恢复对人口预期的信心，对房地产可能有比较快速的提振投资的效果。
而对于旅游行业而言，旅游其实不太受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因为人最旺盛的旅游需求年龄差不多是60岁左右。这部分人群刚刚退休，有闲又比较有钱，所以对旅游业的影响反而比较小。当然延伸出来，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对健康产业也可能影响很小。
Q5：当下人才就业市场供需不匹配，有人认为这是人口太多导致的，未来低生育率会提高就业率。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念？
A5：首先中国的人口并不太多。其实中国人口密度比同属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低得多。按照现在的生育率，未来中国可能是亚洲沿海国家中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更多的人口会导致失业，这其实也是个谬论。它是基于工作数量固定不变的错误假设。事实是，当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因此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如果一个经济体向国际贸易开放，并且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多的人口并不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像我国东北地区，经历了少子化和人口不断萎缩后就业景气指数在全国各大区域一直垫底，而人口密度高的东南沿海却欣欣向荣。又比如在移民国家，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导致失业率增加，恰恰相反，移民通常比本土人士更有创业精神，因此有很多移民居住的城市和地区通常更富有活力，失业率也低。
二、如何脱困
Q6：提及亟需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您首先呼吁的是“发钱”“补贴”。只要发钱年轻人就愿意生孩子吗？
A6：育娲人口两年前出了一个生育成本的分析，中国几乎是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来说是最高的，是人均GDP的6.9倍。具体到数字，0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生育成本约62.7万元。唯一一个比中国更高的是韩国。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也基本决定了未来生育率的走向。
鼓励生育的政策有很多，包括生育补贴、产假、托幼服务等，目的都是降低生育成本。其中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直接发钱，不论是带薪生娃、发钱生娃还是生育补贴。
在具体补贴政策上，我建议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个月补贴1000元，三孩家庭每个孩子每个月2000元，采用累进制，一直补贴到孩子20岁；税务补贴方面，二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两者全免，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补贴上限；购房补贴方面，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三孩全免。此外大量建立福利性托儿所，把入托率提高到50%。
这些都是最立竿见影的，也得花真金白银。
Q7：按照您的估算，补贴力度具体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这些补贴成本是否是由地方财政承担？他们能够承担得起吗？
A7：补贴力度的问题，也是《人口战略》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需要用最大的力度来鼓励生育。
我的建议是至少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这样生育率才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假设我们用24000亿元的直接财税补贴（24000亿元占2021年GDP的比例是2.4%）来鼓励生育，听起来很多，但是少了就不够了，因为24000亿元分摊到每年1000万的新出生人口，每个孩子也只有24万元，而抚养孩子的总成本是50万元，所以还不到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的一半。24 万元分摊到20年，每年1.2万元，也就是说每个孩子每月补贴 1000元。
这几万亿的补贴规模，不应该由地方政府出，而应该由中央政府出。地方政府出于本身发展也没有动力做这个事，像是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完全可以吸纳其它地方培养出来的人口。
另外，可以把补贴生育看作一种投资。其实投资孩子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投资。因为未来孩子对国家财政和社保的贡献是远远大于补贴的。增加一个孩子还可以增加人口规模效应，缓解老龄化，从而提振人口创新力，这种正面的效应可能比直接的财政贡献作用更大。
中国现在正面临需求不足和投资低迷的经济困境。过去中国靠基建和投资制造业来拉动经济，现在这些领城已经趋于饱和。中国经济还有哪些领城有很高的投资回报呢？很明显，对国家来说，投资人力资源和投资孩子是最好的长期投资。即使在短期来看，多一个孩子也可以刺激需求，尤其在目前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环境下，非但不会引起通胀，反而可以刺激经济。
Q8：按照这样的补贴方式，即只补贴生孩子的家庭，那这是否对不生孩子的家庭有失公平？
A8：其实从长期的国家财政来看这是非常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对国家财政和社保的净贡献是远远大于每个孩子的补贴成本24万，孩子是未来的纳税人和社保缴纳人。
在传统社会中，养老是由孩子提供的，而在现代社会中，养老部分是由公共养老金提供的，不论是否有孩子，老人都可以获得公共养老金。就像美国，养老和医疗支持老年人的支出约占GDP的15%。因此平均来说，一个年轻人对社保的贡献是15%，当然年轻人上学时消耗了差不多5%的公共教育支出。所以多一个年轻人实际上对社会的净贡献是 10%（15%减去5%）。一个家庭每增加一个孩子，就给予其10%的育儿补贴，这是公平的。
Q9：除了直接发钱，您认为还有哪些鼓励生育措施是非常值得推行的？
A9：在《人口战略》里还有不少围绕生育减负的措施。包括雇佣外籍保姆、实行育产假、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福利、辅助生育技术等。还有教育减负问题，这个是最难的。
教育减负之所以是最难的，是因为会牵扯到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推进。现在的教育过于“内卷”，我的建议是以后不要那么多筛选考试。取消中考，缩短学制，把小学、中学阶段从12年缩短到10年。普及大学教育，大学是宽进严出，将大学毕业考作为最重要的考试，前面的考试淡化或者取消。
不过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三、关于女性和生育
Q10：您如何看待，社会普遍呼吁的是出台哪些政策，让女性愿意生、愿意承担生育的压力，而针对男性的呼吁较少？
A10：现实中女性承担的压力确实是更大的。对于她们来说，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也会影响职业发展。但如果把女性平权做好，并且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
Q11：男性在生育问题上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哪些？政策上又如何体现？
A11：生育问题中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同的分工。其实不仅是人口问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应该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分工思维。男性也应该承担更多家务，正视目前女性的学历和收入正在全面赶超男性的事实。在不同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完全可以承担家务、带孩子，更多分担生育压力。
政策上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企业实行灵活办公的模式，让夫妻双方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家庭中，另一方面可以推广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模式，让男性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生育阶段帮助家庭分担育儿负担。
Q12：从工作性质、寿命这样的角度看，您认为女性的职业生涯并不会比男性短。但更多现实是，就业形势飞速变化，生育年龄推迟以及35岁就业危机并没有短时间内就会消失的趋势。您对您的观点是否有更全面的解释？
A12：当前社会某些行业的职业生涯问题，其实男女都面对着一样的风险。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在逐步提高，但女性地位和生育率之间并不矛盾。
以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为例，瑞典平均每名妇女育有近两个孩子，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是世界上首个用父母育儿假取代产假的国家，如果把女性平权做好，并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北欧国家的成果印证了这一点。
Q13：您在携程内部推行了许多像生育基金、3+2混合办公的政策。您认为现在已经打造的这些政策有没有对携程的员工生育率或生育意愿有提升的作用？未来是否还会在携程推出更多的生育友好政策？
A13：3+2混合办公是我们在疫情后采取的居家办公模式，需要一定时间观察效果。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提升的作用的，从我们员工满意度调查来说，这个政策非常受欢迎。
同时这些生育友好措施对公司也有吸引人才的作用。比如比较注重家庭，比较想生孩子的人，因为我们公司有相关的福利，他们愿意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公司在招人的时候变得更加容易，这个也是一个好事。
而且实施3+2混合办公后，员工的生产效率也没有降低，员工满意度提高，很值得广泛推广。包括政府机关，很多企业都应该这样做。而且降低通勤造成的环境污染，对生态也有好处。未来携程也不排除继续推进相关福利的可能性。
Q14：在《人口战略》这本书中，您提出了建议“女随母姓”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如此建议的原因有哪些？为什么不直接提倡子女都随母姓？
A14：过去子女随父姓，是因为农业文明下男性体力占据优势，以及财产私有制兴起后男性渴望通过姓氏传承完成财产的继承。但现在女性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和男性同样甚至更出色的成绩。而根植于父权社会的姓名传承规则，使女性失去了为家庭做贡献的机会。这几乎是最后一项男女不平等的陋习。
姓氏传承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光宗耀祖、家族企业传承动机，都是建立在姓氏传承之上。既然这么重要，就没有理由剥夺女性传承姓氏的权利。
关于建议女随母姓，是因为我看到研究表明，母亲对女儿的正面积极尤其显著。而且随母姓有利于提高优秀女性培养女儿的动力，未来出现女性成功者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为什么不直接提倡子女都随母姓，首先是因为让男女都有传承动机，家庭追求儿女双全的动机会增强，生育率也会提高。其次女性与男性获得相同的社会地位或者女性主导的家庭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达成生儿育女的愿望，也不会受到歧视。
我认为鼓励女性拥有“冠姓权”，提倡女儿随妈妈姓，正是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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