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8月写的这篇文章，前段时间被某位著名专家实名举报，他跑到我各个平台投诉，最后文章全被删了。
可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提，侵犯了谁的名誉？可想而知，这位专家该有多慌。
这篇文章我会重新发出来，稍微做一点删减，也同样加入一些新内容，并且还会做成视频，在各平台发布。
以下是正文：
全球经济下行，再加上科技封锁和贸易脱钩，我们的社会遭受了严重承压，许多问题原本预估要到2030年才会发生，比如房地产、人口生育、地方财政和老龄化等等，现在全部提前暴露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越早面对，我们越有时间去解决。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要容易，特别是涉及到社会民生，涉及到各行业领域的改革细节，一般人很难给出全面客观的建议，所以让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才是对的。
我在搜查一些专业人士的建议时，看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奇葩和降智程度，如果仅仅是一两条，在浮躁的互联网环境下还不足以形成有杀伤力，坏就坏在这个群体的社会名气和地位很高，有一些是智库成员，有一些是高校教授和学者，有一些是重点行业的标杆领军人物，甚至是有几万员工的集团老总。
他们的建议注定了即使很奇葩，也能轻松传播开来，甚至影响到一些决策领域。
我简单修订了一个合集本，大家先感受一下。
房价高的问题，永远触及社会的最大痛点和利益点，哗众取宠也就有了市场。
某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认为：「普通人买不起房不代表房价高，而是收入低，要想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非常容易，只需要将贷款年限提高到40年，甚至延长到国外的80年。」
担任房地产研究会的副会长、城镇住宅研究所的所长指出：「从数字上来看，居民收入比房价涨得快，如果按照全国平均预算价，房价是降了，也就是说买房更容易了。」
某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地铁集团外部董事说道：「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都要借家里钱买房，为什么？因为今年不买，明年会更贵，房价上涨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中心主任表示：「房价过低既不利于家庭奋斗，也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一位非常出名的管姓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买不起房的时候，你就抓紧多买两套。」
当然还有姓白的著名主持人这样说：「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是喜欢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同意，不会吧？」
这个群体看待问题的角度是，房价虽然很高，但是我们老百姓手里还有许多钱，努努力可以继续挤出来，不要怨天尤人。
房价高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工资低。
某经济学硕士教授、头部券商公司的董事长认为：「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
如此身居高位的领导者，能说出这般见识短的经典观点，确实很不容易。
越南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薄弱，它只能按照既定路线，通过贬值国内货币来保持廉价劳力，承接珠三角的配套产业，承接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外溢，做中国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它的真正竞争对手从来就不是中国，而是同为提供廉价劳力的东南亚一众国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国际订单。
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市场，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制造和中国制造一点都不矛盾。
我想说的是，像这类身居高位的专家学者，一味宣扬越南威胁论，推导出「不能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工资」，是真正坏透了。
如果这位董事长真觉得不应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那是不是应该主动带头降薪，毕竟你们贵司过去一年员工的平均薪酬是82.38万元/年，那位月入8万成功登上热搜的员工甚至都只能算中下层。
我想起了2008年的一条旧闻，当时纳税起征点是1600元，某人大代表这样建议：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想起一句经典名言：「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
讲到工资水平，也离不开另一位出名的经济学教授，他自创了一套不等式：「照我的计算，我在中国如果一个月有2000块钱工资，还不到1000美元，我活得比在美国3000美元还要舒服，美国人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要如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
统计局原副局长的思路是：「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比如说你有私家车，可以拉活，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也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收入不一定低。」
再赠送两位经济学家的宝贵建议：
「年轻人就应该放弃高薪职业，去赚钱少的岗位锻炼。」
「谁家没个50万呢？中国人没那么穷，咱们中国的股票投资者，有几个人没有50万？」
那对于人口和生育问题，又有什么好的建议？
某位人口经济学家的方案是：「年轻人暂时找不到工作，可以先去结婚生子。」
某名牌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奖励生孩子的人，惩罚不生孩子的人。」
某经济学博士的方案是：「穷人合娶1个老婆，可以解决光棍的问题。」
对于碳排放，有什么好的思路？
一位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说：「油价仍然太低，应该提高10倍，人们用车成本提高了，就可以完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还能提升空气质量。」
还有许多领域。
关于医患，某医科大学副校长认为：「红包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关于休息，某位经济学家说：「我认为中国人的假期太多了，应该减少一半。」
关于反腐，某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花费，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
关于气候，某直辖市气象台台长表示：「42℃高温不热，是空调让人变贵了，人们皮肤耐热度越来越差，是人的感觉出错。」
关于退休金，某顶级学府的双聘教授认为：「中国人可以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中间15年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
关于粮食，某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只有彻底消灭农民，中国才能实现富强，农民跟我们吃到粮食的关系并不大。」
关于消费，某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把钱花光，为国争光，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还有一位知名学者被誉为「中国房地产之父」，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老百姓去年又增加存款15万亿，如果其中有1/3拿出来恢复买房、装修，那中国经济不就能够顺利恢复了吗？」
他故意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居民存款的大幅度增加，会不会和大部分居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以招行为例，在1.82亿零售客户中，金葵花和私人银行级别的VIP客户一共有409.45万户，占总数2.3%。这2.3%的客户，在招行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AUM）中的占比达到81.6%。
2.3%，81.6%，两者数据就是这么离谱。
其余两家银行的数据也差不多，VIP客户群体的总资产余额占70%到80%。
所以基本可以盖棺定论：
2022年新增的17.84万亿元超额储蓄，主要来自2%的富裕阶层，也就是老板阶层。
2020年两会闭幕后，李总理对记者说的那番话，已经去掉了居民超额储蓄的滤镜：「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当收入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别说住房改善、添置汽车等大宗消费了，就连日常购物、聚餐等体面消费都难以满足，每天维持在活着饿不死的层面。
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很难将这5.8亿人的存款潜力挖掘出来——不是不想消费，是真的没钱，真有钱谁不会花？花钱真的需要教吗？
连老百姓都深有体会，专家们为什么看不到？
没看到，那是蠢。
看到了，但无视财富分配，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刻意回避，只盯着所谓的超额存款，就高喊把三分之一存款转化为消费，只能说明专家脱离底层太久了。
如果说上面的言论属于社会舆论范畴，是行业人士的随口胡言，影响力可控，那真正能走进厅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是可以给到建议出谋划策的。
大部分代表提出的建议有力且中肯，比如要取消公摊面积，完善城管综合立法，给手机网络诈骗专门定罪，减轻二孩家庭经济负担，将防性侵教育纳入课程等等，但还有一些提案让人一言难尽。
比如某位车企董事长兼人大代表的提议是：「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他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2200万，近5年平均每年150万人离开制造业，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
但他没有说出更多实情，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宁愿冒着风吹日晒在街头小巷穿梭，也不愿老实巴交地呆在工厂里。
没有更多原因，因为送外卖赚的钱一点都不比进工厂少，工作强度却远低于工厂，时间相对自由，不必掐着时间点上厕所，不用被组长克扣工资，被各种严格管理条例约束人身自由。
每年进厂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很多，真正能留住他们的，是那些正规有节操的大螺丝厂，虽然同样很累很忙，可工资不低，既然到处都是拧螺丝，为何不找一个高工资的地方拧？许多小厂都做不到这般「正常」待遇，总想用最廉价的方式招普工进来，能劳务派遣就绝不招正式工。
某位戴眼镜的人大代表提议：「让18至45岁近视人群做激光手术，远离角膜感染，守护眼睛健康。」
某奶业公司的人大代表提议：「跨境电商税率要与一般贸易税率等同，将婴幼儿配方奶粉从跨境电商清单中剔除。」
有人大代表提议：「春运期间铁路一票难求的现象始终得不到缓解，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
也有的提议让人叹为观止：「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还有的另辟蹊径：「公务员考试要考硬笔书法，你是个国家公务人员，你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你不称职。」
如果翻回十年前的言论会更惊人，比如某委员建议：「我觉得80后男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后女孩子可以嫁给40岁的男人，80后的男人如果有条件了，到40岁再娶20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位委员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贫富差距就是要大，富就要富到极致，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穷，中国怎么可能留下有如此辉煌的历史？」
最后，我用他们的经典话术来串联一下吧：
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老百姓工资太高了，应该降到合理水平，国内家庭平均总资产300万很正常，现在谁家没个50万现金呢？农民应该到县城买房，然后开车回乡种地。
低收入群体可以出租闲置房或者用私家车拉活来增加收入，建议年轻人多进厂打工，这样才有助于制造业发展，不能只考虑个人收入，年轻人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可以先去结婚生子，要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中国的实际退休年龄比美国提前12年半，66岁至79岁仍是中年，要鼓励60岁以上初老群体再就业。
以上这些经典名言看着让人啼笑皆非，而且绝不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哪怕结合前后语境来看待，他们的核心表达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误伤。
那为什么这群既有名望也有社会地位的高知分子，可以说出这么大相径庭，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的话？
最根本原因是不接地气，脱离基层和群众太久了。
在这些高知学者的眼里，他们面前摆着的是一行行数据和统计表格，是平滑或者陡峭的增长曲线，每一个表格背后都有一整套的经济理论支撑，各种经济工具推陈出新，可以玩出花来。
他们所在的时代，刚好乘上了改革开放的红利，社会高速发展下，高起点的他们凭借过去的成功经验迅速积累起第一桶金。
他们身边聚拢起来一群同圈层的成功人士，哪怕往下好几个阶层，也都是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中产阶层，普遍拥有一两套房和车。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统计局原副局长，对于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方式是「有私家车可以拉活，有闲置的房子可以租出去」，因为他平时的工作圈、生活圈所接触到的人就是这类阶层，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是编制体制内，存款也都有50万，能咬咬牙买几套房的小康家庭。
处于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只需要观察这个圈层的样本，就幻想出当今社会现状，不必再将手伸进田里感受炎热和苦寒，去亲自体验真实的生活环境。
社会群体成为一张张扁平可以被量化的表格和数据，未婚已婚，失业率就业率等等，清晰罗列，再通过宏观数据，还有自己过去一套相当成功的经验，来一个所谓的客观理性判断，用正确数据推导出一个正确结论：
当下社会问题出在了年轻人的懒和躺平，只需要年轻人努力工作，多生孩子，依靠人口红利就能让经济再次腾飞。
可这个结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指导意义，对解决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用，和大众完全脱节。
一旦感受到社会上的舆论埋怨等等，啃烂笔头的媒体作者就会嘲讽小镇做题家，说大众不够努力，穷是活该是原罪，周公子一个个朋友圈跳得欢，想的不是如何做大蛋糕，而是要将车门焊死，不让其他人上车。
他们甚至无法脱离自己的知识范畴，去了解一下国际产业链转移的逻辑，还在臆想越南抢占了我们的低端产业，然后自己再也享受不到廉价的劳动力了。
这种画地为牢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专家学者，他们的这些观念建议也可以害死一家企业，甚至影响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措施，盲目听信智库专家的建议后，要拉GDP，要招商投资，要拍地城投，要动用宏观力量来调配……
之前微博有一条热搜叫「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听上去好像说出了大众的心声，实际上，正是这群人的惊悚言论才让「专家」彻底污名化。
专家到底是什么群体？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为专家？有什么评判标准？不知道。
绝大多是专家根本没有时间在网上高谈阔论，他们只会在自己本职领域发光发热，一心钻研学术，而且往往都很谦虚，更不会乱发言，是真正的鞠躬尽瘁，对得起高薪和岗位。
另一部分「专家」不干正事，照样拿高福利待遇，拼命水课题，拿经费，一边浪费社会资源，一边捞钱捞名声，输出大量夸张观点来引起热议，再在这个热议中反腐输出自己的观点，混一个假名声。
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专家的有效建议视而不见，奇葩的意见争相报道，断章取义「专家说xxx」，赚取流量。
这就导致了，我们觉得没有一个专家是好东西，专家永远站在大众对立面，永远站在群众对立面，没法实事求是、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永远通过理论来指导现实，在刻舟求剑。
越是真实的人世间，看上去越不得体，既不精致也不美观，甚至不怎么悲壮，只有狼狈姿态，和一些不雅观的哭声。
宏观社会当然需要更宏观的数据来支撑和分析，却也应该透过冰冷的数字和折线图，将目光往不那么体面的人间世里洞察，看向每一个普通人民。
这是只属于微观世界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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