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出生。自打有记忆起，印象中的杨家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让人分不清季节。
再大一点，我知道了，那是来自工厂的烟灰。
只要早上打开门，门栏上就会趴着薄薄的一层灰。爸妈每天踩着灰出门，到厂里去工作，晚上又顶着一头灰回来。
厂区周围一片低矮的职工宿舍，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宿舍没有大院大坝，小孩没法撒欢，大多都在自家屋里玩。
爸爸是厂里的技工，“光荣的工人阶级”，经手的都是硬件。
后来，厂里转型生产摩托，爸爸经手的东西也越来越小件，无非是摩托车排气管、刹车器、电瓶之类。
爸爸下班回家，经常把工人帽摘下来重重摔在饭桌上，长长地叹一口气：“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干不下去，拿钱买断算了。”
妈妈在车间流水线上做验收，因为天天浸泡在恶劣环境里，患上了慢性鼻炎，低头织毛衣的时候会流鼻水。
她拧了下鼻子，叹气宽慰：“不要紧，老天爷会给路的。”
偏偏这个时候，她发现怀孕三个月了。
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妈妈唠叨了很久，明明上过环的，怎么就怀上了？
爸爸抓了一把小麦和一把大麦，让妈妈分别尿在这两把种子上。没几天，小麦发芽了，他笃定地说：“是个姑娘，我喜欢姑娘。”
“大麦发芽是男孩，小麦发芽是女孩。”爸爸对着妈妈说了三遍。他说，古埃及人就用孕妇尿浇灌种子，以此验证女性体内是否有旺盛的雌激素，来判断她是否怀孕。
妈妈对这些半信半疑，但他们决定偷偷把孩子生下来，骨子里，他们相信“多子多福”。
我不知道爸爸具体从哪里读来的“玄学”，只觉得爸爸什么都懂，书法、木雕、修电器，什么都会点儿，什么都难不倒他。
为了掩饰，妈妈特意给工作服改大了一号。到6个月时，胎儿吸掉了妈妈的营养，她脸颊瘦削凹陷，唯独肚子鼓得像个球。
车间主任看出了端倪，当初就是她带我妈做的绝育，现在这事儿俨然成了个笑话，她说，这种情况属于“见缝插针”。
“唉，没脸见人。”妈妈摇着头说。
车间主任把爸妈狠狠训了一顿，让他们赶紧把孩子打掉，这事如果让上面知道，肯定要丢工作，连带自己也要受批评。可6个月的孩子怎么打得掉？
妈妈以堕胎为理由，请了2个月的小产假，主任对结扎的事情心有亏欠，特意给延长成4个月。
爸爸就像打游击战一样，拖着一辆板车，花了一天一夜，把妈妈从杨家坪的家里，拖到农村的公婆家养身体。
距离预产期还差20天时，妈妈的假也即将休完。
主任说他的压力很大，必须到岗，爸爸没办法，在烈日下，又用拖车把妈妈给拖回家。
不敢去医院，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
妈妈生产那天，我扒着门廊，看着那个丁点儿大，猴子一样的小婴儿，哭得声嘶力竭，害我大气不敢喘。
跟我一样紧张的还有爸爸，接生婆进门后，他就一直坐在门外抽烟，烟灰烧到手指都没发现。
妈妈的哀嚎从门缝里飘出来，像手扯着耳朵，扯一下，我和爸爸全身就抖一下。
“哇哇”的啼哭声响起来后，爸爸嗖一下冲了进去。
妈妈并未如爸爸所料，她生的是弟弟。看起来，爸爸的“玄学”也难逃老天安排的宿命。
他抱着弟弟说出了父子见面的第一句话：
“祖宗！别叫了！你要害你老子丢饭碗呐！”
妈妈怕耽误工钱，孩子出生后第十天，就回厂里上班了。为防止溢奶，她在胸衣里垫了两层帕子，但组装零件的时候，胸前受到压迫，还是溢出两块水渍。周围都是已育妇女，一下就猜到怎么回事，喊来了黑着脸的车间主任。从那时候起，家里的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开始大半年不见点肉沫星子，大家都说我头发黄得像一把枯草；次年的时候，我妈妈每次等到菜贩子收摊前才去买点叶子菜，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就着咸菜喝稀饭。他仔细地把硬纸壳裁剪成正方形，拿出爷爷传下来的“文房四宝”，铺开宣纸，用镇尺压好，磨砚……狼毫笔在墨汁的浸润下，慢慢鼓胀起来，像含苞的荷花尖儿。爸爸在书桌前，笔挺挺地站好，微微屈身，先不着急下笔，端详了一会儿，又站笔直，然后，深呼吸，像鼓足劲儿一般，笔尖游走，很快，写下了“摩托维修”四个大字。
爸爸把二八大杠自行车推出来，那是工厂奖励的，车把前的大红花还挂着，蒙上了灰尘。我想起家里客厅里一直挂着的照片，那是爸爸那次领完奖，在市街心公园，他斜着身子，自然、舒展地靠着身后崭新的自行车，下巴微微上扬，脸庞被胸前的大红花衬得红润透亮。爸爸把车擦得发亮，将修理包搭在车后架上，再挂上刚才写的牌子。我读的是厂里的子弟学校，爸妈被劝退时，我已经入学，同学们经常拿我妈的事笑话我，调皮的男生还在我面前故意挺着个肚子装孕妇。爸爸摆摊半个月后，有天体育课老师组织大家跑步。长期营养不良，我使不上劲儿，一直拖着脚步跟在队伍后面。队伍跑出厂门，跑过街道，在街心公园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父亲蹲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旁边停着二八大杠，后轮立着个“摩托维修”的牌子，正在左顾右盼。十几双眼睛朝我投过来，同学们看看父亲，再看看我，交头接耳地捂嘴笑。“李春天，爸爸羞，扛着二八修摩托！”班里的大高个，平日就爱编排顺口溜。此刻，他尖着嗓门喊了出来。说不清是羞耻还是委屈，我“哇”地，站在原地边哭边抽泣。街对面的爸爸站起来，眯眼瞅见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抹眼看去，只见爸爸弹一弹衣角，拿起修车的长扳手，耍起了拳脚。那扳手一会儿在左手，一会儿翻转到右手，再一蹬腿，一个后踢，从脚后跟又踢回手上。扳手被他耍得像风车一样。爸爸舞完，又冲我不断挥舞双臂。我知道，他是鼓励我跑起来。为了证明虎父无犬女，那天我脚下生风，终于跟上队伍，第五个到达终点。晚上回家，爸爸逗着一岁的弟弟，对我说，“这人啊，永远要跑着活。就你弟弟，你看，怎么还躺着，啥时候能走路呢？”“急啥？”妈妈嗔怪到，“你那花拳绣腿，也就糊弄小孩子。”妈妈告诉我，爸爸那两下子都是跟同车间的黄叔学的。黄叔会军体拳，身强力壮，年年都是厂里的生产标兵。爸妈失业后，黄叔总隔三差五的，下班后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坐在门口，低头叭口烟，长长吁出来，又抬头看着满天的星子，感慨说：“不景气啊，人闲着就发慌。”
终于有一天，黄叔白天也出现在我家，和我爸嘀咕着什么。听妈妈说，工厂改制，公布了下岗名单，黄叔“榜上有名”。有个晚上，爸爸和黄叔一直坐在门口聊，到半夜爸爸才栓门。他们终于下了决心。1996年开春的时候，爸爸和黄叔决定一起南下，去广州打工。那天早上，雾气笼罩。他们迈出厂区大门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在他们身后，远处厂子若隐若现的烟囱里不断冒出些细细的烟灰，和雾气混合在一起，把天空映衬得像昏黄的傍晚。妈妈抱着弟弟李夏天，黄婶一把拉着我，挤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到站台，爸爸看了看妈妈和我，又捏了捏弟弟的脸。“回去吧！”他和黄叔，一高一矮，背着行李，像背上鼓起了山丘，被汹涌的人群，裹挟着，朝前走去。我看见他们身子被人潮推着往前，拼命想回头张望，却始终没法转过身来。绿皮火车的车厢已经被背行囊的打工者挤得水泄不通，最后，他们只能先把行李从车窗塞进去，然后从车窗里爬了进去。谁都不知道，那些来不及回头的背影，有些将被永远地定格。端午、中秋的时候，爸爸会给我们打电话，“好着呢，也是在厂里搞生产，一天能挣100，我和你黄叔就住海边，叫‘海景房’，你听，大海的声音——”“夏天，叫声爸来听听，这娃怎么两岁了，还不叫人？”爸爸终于在我们的期盼中，如愿回家，和他一起回来的，是他攒下的3万元钱和黄叔的骨灰。印象中，那场雪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的意思，地上覆盖了厚厚一层，爸爸深一脚浅一脚，头发全白了。黄婶家里灯火通明，她哭得撕心裂肺，凄切的哭声一直回荡在整个厂区上方。黄叔走了，爸爸对他在广州的经历绝口不提，妈妈也不说话。好长一段时间，爸爸把自己关在房里抽烟，连饭也是妈妈要我端进去。透过青色烟雾，我看见爸爸站在书桌前，不停写着大字，也许是对自己的书法不满意，地上丢了几个揉成球状的纸团。不记得过了多久，在迎春花开的时候，爸爸总算决心振作起来。他带上电工钳、试电笔、电线这些工具，重新把二八大杠从杂物间推出来，在响遍街头巷尾的那首《重头再来》中，走街串巷。崭新的自行车已经有了斑驳锈迹，爸爸又用破布条仔细把车把、车杠都包裹起来。牌子上的字也从“摩托维修”变成了“回收家电、维修电器、清理下水道”，写得满满当当。不过，大概是经过这段时间反复练习的缘故，爸爸的书法比以前，愈发遒劲有力。
直到成年后，有次我和爸爸路过重庆江边的一处工地，看到有民工站在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正在给壁画上颜色。我喊他几次，他才回过神，说当年他和黄叔在广州，由于打工的人太多，竞争激烈，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厂子，而是当了民工。工地要建的是20层的海景房，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脚手架底下铺上一排的塑料纸，睡在上面。“那地方不远就是一条大马路，车来车往，再远一点，就能看见大海。听着海浪声、喇叭声，特别催眠，一下就睡着。”“嗯。你黄叔，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一不留神摔下去没了的。就在我旁边……”爸爸不看我，背过身，面对不远处的长江，看向更远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起他在广州的“海景房”，也是唯一一次。他擅长书法的手因为长久的工作，指甲缝里沾满了黑油，洗都洗不掉，冬天，每个指关节都贴满了胶布。2002年，弟弟李夏天刚过完8岁生日不久，发生了一件令我们追悔一生的事：那天傍晚，我们全家吃完饭，家里的落地电扇摇头吹着，碎花窗帘呼呼地扑动。妈妈在刷碗，爸爸在修收音机，我在他身边看着。他一直都喜欢这样疯跑，但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他会跟着几个散步的小孩去厂区外的野河游泳。那条小河，早就听说已经有两个小孩溺亡，所以被大家称之为“断头河”。等那几个小孩跑来说弟弟不见了，我们赶到河边，他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河面上，跟着水流东飘西荡，像个鼓鼓的麻布口袋一样。妈妈跪在河岸上嚎啕大哭，爸爸跳下河把弟弟捞起来，不停地拍他的脸、喊他名字。有人建议提着弟弟的双脚头朝下控水，同时拍打后背，仍然没有用。我们一家仨口坐在手术室门口，妈妈在求神保佑，爸爸紧紧抱着吓傻的我，说：“弟弟醒了一定要看好他，谁都不准再去那条河。”他的身子异常冰冷，头发上滴着的水，也滴到了我头上。话没说两句，一排护士从急救病房里走出来，领头的医生冲我们摇摇头。就这样，弟弟李夏天，在预计规划填河的前一周，淹死在了断头河。他永远被定格在2002年的夏天。他鼻孔鼓得大大的，无声地撅着嘴，充满了不满和愤怒，但他又找不到可以归责的对象，就那样在医院过道里，走来走去。爸爸和平日并没有明显不同，只是比以前更早出门，到天黑才回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活儿在忙。知道弟弟的人，都替爸爸惋惜，“你们怎么没把小孩看好呢”。每当这时，爸爸显得有些沉默呆滞，嘴巴微张，却什么也说不出。偶尔，我看见爸爸在家里转来转去，似乎在找东西。妈妈问他找什么，他“啊？”了半天，又说忘了。我看他总盯着卧室那扇半开半合的门，有时候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有时候整个人躲在门后。问他干嘛，他答：“站一会儿。”他的一会儿，时常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好奇地也仿照爸爸的样子，站在门边，以爸爸的姿势和角度，我看到门背后有一条条依次往上的刻痕，最上面一根写着1.3的字样——那是弟弟最后的身高。在靠近门缝隙的墙角，我又发现，小小的，有五个黑色的圆点点。我试着把手放上去，突然想起来，那是弟弟拿爸爸的砚台玩，五根手指头沾了墨，他和我躲猫猫，钻在门背后留下的。我猜，爸爸缩在门背后，一定也像我这样，会把他的大手覆盖在弟弟的黑掌印上。弟弟死后，我瞒着爸妈，去过那条河边。那时候，我看了一些怪志小说，总期盼着，某天弟弟的魂会回来找我。大约是弟弟走后第2个月，我在河道拐弯的地方发现了一把小木剑，跟一团水草缠绕在一起挂在岸边。我认出那是弟弟的木剑，哆嗦着从河里捞起来，揣在怀里跑回家。爸爸看见我手里的木剑，刷地一下从矮凳上弹起来，朝我跑过来。“这是夏天的剑，是我给他削的。”短暂的哽咽后，爸爸脸变得铁青，“你哪里捡的？是不是去河边了？”这是爸爸第一次用这么凶的口气跟我说话，我吓得说不出话。我“哇”地吓哭了，爸爸用木剑抽打我，却一点也不痛，但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他打一下，就哭着骂我一句，“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我心里难受极了，越哭越响亮，妈妈也跟着，在一旁，边拉扯我爸，边哭嚎，“好了，可以了——”那个下午，我们全家疾风骤雨式的嚎哭，像一场仪式，打破了我们刻意不谈弟弟的默契。我捡回的那把木剑，找回了爸爸丢掉的魂，他把木剑供在弟弟的遗像前。爸爸被命运的重锤不断击中，打了好几个滚，终于艰难地爬起来。后来，他在一家卖摩托车的店子找到营生，我们整个家也变得像样起来。每次我写作业的时候，爸爸也坐在我书桌旁，偶尔看书，有时候用捡来的木头开始雕东西：小鸟、小狗、弹弓……爸爸雕刻时的表情非常柔和，像在给小孩洗澡似的，含着笑意。他用的小刀，刀柄已经脱落，就裹上厚厚一层白布条再用。那布条在他手心里反复摩擦着，从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褐色，我想帮他洗洗干净，却早就拆不下来。2004年，我以高出录取线15分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中考结束后，爸爸把雕的小玩意儿，在家门口零零碎碎地摆了一排，路过的人，有愿意出钱买的，三块、五块一个，也有街坊邻居来讨要的，爸爸就不收钱。高三那年，我学习压力特别大，连着两次模拟考，都差了几十分。学校是寄宿制，正常情况下，周末我是可以回家的。但学校为了冲击高考，周六不顾上面的规定，也要我们留校补课，这样，我就只能回家一天。日复一日的枯燥和长期的挫败感，让我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我做了一个决定。周六早上，我在家附近的小卖部打电话给晚报，举报我们学校周六上课。然后，背起书包去郊外的一个公园，发了一天的呆。等我掐着下课的时间点回到家里，班主任、爸爸和妈妈齐聚一堂。我心想“坏了，要被开除了！”班主任却只是提醒我“自己在家也要好好学习”，轻描淡写地走了。爸爸也什么都没说，让我放下书包、洗手吃饭。周一到学校，几个同学围着我：“你爸太猛了，打电话给局里举报学校补课！”周末，我去小卖部买东西，老板嘿嘿笑着问我：“你爸揍你了吧？”原来，他听见我打电话了，刚好下午我爸路过小卖部，他就跟我爸告了状。他以为，我肯定会挨我爸的板子，可是，爸爸没有拆穿我，也没问我周六到底去哪儿了。老师可能得到消息，知道是我们学校的人举报，一个个家访，到了我家，爸爸把“罪名”扛了下来，说是他自己举报的。这件事，我和爸爸心照不宣地没再提过。他的这份维护，将差点崩盘的我重新拉了回来。往后，我身体的某个机关好像被拧了一下，所有的细胞都被激活，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每天我学到深夜，第二天六点照样起床，也不觉得累。第三次模拟考，终于超出了二本线5分。高三下学期，爸爸坚持去学校给我送饭。每天两菜一汤，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风雨无阻。他通过门房把饭盒递过来，微笑着看我一眼，说一句，“春儿，走了啊。”然后，我看着地上的积水被他的车轮划起一圈圈涟漪。大概是好几个月没有睡过一个饱觉，考前看考场那天下午，我晕沉沉地睡过头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半。那一天，路上的车开得格外慢，我从宿舍步行去考场要30分钟，由于老师提前交代过，超过5点，教室、学校就会关门，保证次日高考的顺利进行。我一路狂奔。跑到一处街角，一辆很长的货车正在慢悠悠转弯。我靠墙站在它的一侧，焦急地等它转完弯，根本没想到，那是大货车的视野盲区。司机没看到我，货车擦着开过去，铁皮碾压着我，在墙上滚了一圈。我感觉自己像蚂蚁一样，被左右两股力量捏在指尖揉搓，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剧痛中只品味到口腔里涌出的血腥气。我能听见自己在哀嚎，感觉到有冰凉的液体从鼻子里流出来，再往后，就没了印象。当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的瞳孔已经放大了一倍，爸爸得到消息后赶到医院，签病危通知书签到手软；妈妈则在一旁哭天抢地跪拜老天，祈求我可以闯过鬼门关。那一幕像极了弟弟溺水被送到医院，重复的画面继续在我们这个家庭上演，不幸一遍遍在爸妈身上碾压，只不过这次，换我躺在了里面。深夜近12点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医生说醒不过来就是植物人。能不能醒来，就看“老天爷”给不给脸。爸爸异常激动，他瞪圆了眼睛，颤抖地用一根手指指着天，说：“我就要叫老天爷开眼看看，我姑娘的命，你拿不走！”等我渐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到右脚很重，妈妈告诉我，那是爸爸一直伏在我脚背上。很幸运，我只是断了两根肋骨，右手骨头碎裂，大腿骨断。这中间还闹了个乌龙。有个晚上，深夜凉风入室，躺在床上的我打了一个喷嚏。父亲欣喜若狂，冲出去大喊，醒了，我姑娘醒了！所有值班护士纷纷围进来，仔细查看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没醒，植物人也是会打喷嚏的。爸爸不信，他一宿都睁着眼，直勾勾盯着我。那晚，我打了两个喷嚏，说了一句梦话，还笑了两声。妈妈调侃到：“差不多整层病房的人，都被你爸吵醒了5次，你一有动静，他就冲出去说：醒了，醒了！”我断了两根肋骨、右手骨头碎裂、大腿骨断。被救回一条命后，需要转去做康复治疗。接我出院的时候，爸爸坚持要打车。他横抱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我安置在汽车后座，让我整个人平躺下来。“爸，我不想躺着。”我还记得小时候他鼓励我跑步说的话。他又指挥妈妈坐在副驾驶，叮嘱司机送到康复治疗中心。出租点火时，我坐起来，看见爸爸把我住院用的几个盆、保温桶、换洗的衣服，一起绑在二八大杠后座，右脚跨上自行车，一个猛蹬，就窜到了我们的车前面。可是，很快，我坐的出租车跑起来，从我爸旁边“嗖”地开了过去。后视镜里，爸爸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歪歪倒倒，但他身体前倾，迎着风，仍然一个劲儿地拼命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