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写作是我接近真理的道路

“无能拯救了我”

写作，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有把握的。从诗歌、小说，到业余弄话剧、电影，在我都是创作，没有高大上的理由。我只能干这件事，因为情商不高，智商也堪忧，和社会贴得比较近的事基本上干不好。无能拯救了我。

苏童曾说我是中国的雷蒙德·卡佛，大概指语言上的简洁。我喜欢契诃夫，卡佛也以契诃夫为精神导师。实际上，我写小说的时候，卡佛还没进入中国市场。我读到卡佛后，在我的评价体系里，他并不是一个一流作家。和他同时代的布考斯基更厉害，很多人关注他是因为他是酒鬼、色狼，一直混底层，写的内容不堪入目，实际上他的小说技术非常了得，是绝世高手。布考斯基始终被主流文坛排斥，卡佛则过于规矩了。我喜欢布考斯基的小说艺术，但并不欣赏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文学有流行的现象，也有永恒的经典。有一阵，中国文学圈流行苏俄文学。改革开放后，欧美文学进来了，苏俄文学就不太流行了。后来，大家又去读俄罗斯文学。现在，人们关注网络热点，热一阵，然后就不再关注了。在这种环境下，被持续关注的作家凤毛麟角，持续关注一个作家的写作，成了一种奢侈。除非你抵达了一个“永恒”的位置，比如鲁迅、顾城、海子、余华等作家，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写的那是经典。

我开始写小说时，我们那一伙被誉为“新状态小说”，火过一阵，接着70后的“美女作家”写作就起来了，棉棉和卫慧之争还成了媒体的热点话题。当时的动静非常大，但是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这回事了。这样的现象不可能持续，这些作家如今写作的进展也很少有人关注。

如果一没有动静，就生怕自己被遗忘，这种心态是非常搅扰写作者的写作的。

有的作家不靠写作生存，我不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是绑在一起的。一个是养家糊口，保证再生产。还有一个层面，完稿了并不算，还必须有地方出版，抵达到想读的人手上，并且获得评论、议论的机会。如果能抵达到愿意读这样的小说的人手上，我就再无所求了。

大多数时候，韩东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室，慢耕细作。

我以写作为生，还以文养文，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但我从没有想通过写作发大财过名流生活。至于是不是进入文学史，并不是由我决定的事。

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成功有令人陶醉的地方。大红大紫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比如每天有五个活动、四个会议，东跑西颠。这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相悖的——你没时间写作、没心情写作，尽享荣誉，各种热闹喧哗，你沉浸其中。

我想写得好，想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经常会碰到障碍。比如一个合适的词，怎么也找不到，或者一段写得不够好，返回来重写。也有人写小说闭着眼睛写，也没有问题，我不属于这一类作家。我属于海明威这类高度敏感的作家，在写作上的自我期许又比较高。海明威写短篇，有的开头开几十遍。王小波写《黄金时代》，据说也写了几十遍。就像有洁癖一样，明明完成度已经很高了，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种习惯或者说写作强迫症是如影随身的，不少作家都是这样，几乎就是一种职业病。

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写了很多和文艺界交往的故事。他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写作，描绘得很生动，抬头看见一个美女，海明威想，她在等谁呢？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又埋头继续写了，很沉浸。写完之后，抬头再看那个女的已经不见了，海明威于是产生了一种“甜蜜而空虚”的感觉。我认为，他最后自杀，和写作碰到障碍是有关系的，这种障碍，很大原因也在于海明威成了一个明星，再也写不了或者写不好了。

无人可医的焦虑

我读曹寇的《鸭镇往事》，因为要向后辈学习，边读边做笔记，写了4000字。《上海文化》约我写谈波的稿子，我一再推辞，因为命题作文我实在写不了，就想用写曹寇的这篇交待，《上海文化》留用了写曹寇的这篇，谈波还是让我写。于是我只有答应了。7月份交稿，现在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我焦虑表现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我不答应，但是我一旦答应一件事，从来都是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一个多月完成的。有一些人对付这种事就很轻松，快到截稿日期了，编辑催了，这才开始干活。其实我很羡慕这样的人，不像我那么焦虑。

我经常说，写作处在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里，是非常合适的。你如果完全在黑暗中写作，不见光，可能会写得灰心丧气，灰溜溜的，甚至写作这件事能不能维系下去都不知道。我们对自己得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不可高估，你以为你能抗击所有的东西，能在完全的黑暗中继续，但未必如此。有的人花一年写了一本书，花三年做效果，这是另一个极端，我也不赞同。

写作令我着迷和上瘾，在这个瘾里，痛快，痛快，痛和快是连在一起的。写不下去时，自我怀疑时，灵感枯竭时，就是“痛快”里的“痛”，解决问题，飞驰而过，就是“痛快”里的“快”了。整件事就是令人上瘾而痛快，否则我也不会写作了。但是整体说来写作又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大部分时光是痛苦的，但是为了那一小段高潮的飞的体验，你宁愿经历所有这些痛苦。

我把宝都押在写作这件事上了。写作不单纯是我的一项技能，也是我的身家性命，甚至是我的全部，可能还是我接近真理的道路。

每天早晨九点多，韩东到工作室写作，直到下午五点。

大家对我的评价，很冷静很理智。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心旌摇曳、大动肝火。但是，小鲍（韩东妻子）说，我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大叫，歇斯底里地大叫。一个月前我哥哥去世，因为有心理上的准备，得知消息后我表现很平静。后来小鲍告诉我，当天晚上我不仅在睡梦里大叫，还坐了起来拼命擂床。我完全不知道。

七八年前，我跟朋友去丽江束河住小旅店，隔音不太好。早上其实我已经醒了，听见住隔壁的哥们对他女朋友说，“老韩还没叫呢，你注意听，他马上就要大叫了。”

写作40年，我经历了不少人和事，也看见了周边一些朋友的选择和沉浮。

上世纪90年代，很多文学青年下海了，不写了，有些发了财，成了经理、董事长、老总，或者有了自己的公司。

我有在生意场比较熟的朋友，都是在年轻时代认识的。后来，大家走了不同的道路。如我在《五万言》提到的：“有人富了，有人依然很穷。那可是人生巨变，令人印象深刻。但思虑千万不要停留于此。”

那时大家都很年轻，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而言，普遍地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中国的变化太大，当时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尽在囊中，特别是有了商业上的成就后，一度指点江山，谈一些很大的话题，愿景或者规划。再度见面，彼此似乎已经不认识了。大家仍然很亲切，但在价值观上、语言方式上就有了差别。

和成功人士交往，我确实是有一点心理障碍。他们也愿意和我交往，但我总是敬而远之，问题在我。时代的变化太大，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我来说是比较恐怖的，因为没有那样应变能力。

2016年，我拍电影《在码头》，也是从一个念头开始，对电影行当其实一无所知。实际上我是自己电影的总制片人，要和四个方面的人打交道，投资方、审查制度、专业团队以及拍摄地的地方政府。一些朋友要赞助我，给我钱，但我没有接受，因为和自己有一个约定，就是不拿私人的钱，包括我自己的钱，当然了，我也没有钱。虽说如此，在启动阶段我借了高利贷。

韩东认为，写作处在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里，是非常合适的。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事业有成的老朋友开始怀旧，我们的共同话题又变多了。他们当年衡量世界的标准也有了变化，除了世界大事、国家走向，也注意到了一些小事，或者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的事。比如听听音乐、关注动物，和老朋友喝茶、聊天、忆旧——当年这些是不可想象的，或者没有时间。他们除了看到了社会的主流，也看到了社会边缘处一些细微的东西。我反而觉得，他们的视野变开阔了。

我的这些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临退休。退休前人在其位，不免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辐射，造就了并非那么真实的自我认知，退休之后就有落差。我也有虚假的自我，比如我是一个诗人，是个“著名作家”，大家因此而尊敬你、听信你。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到了这样的人生阶段，需要进行反思、反省。

当然对我来说，退休之前，退休之后，我都是每天到工作室来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