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中国人20年的笑料，是东北底层人民苦苦挣扎的时代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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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0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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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座城市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1995年的沈阳一定很悲伤。
这一年的11月12日，甲A联赛倒数第二轮，辽宁足球队坐镇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迎战广州太阳神。
终场前六分钟，是辽宁足球史上的至暗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2:1逆转辽宁，把昔日的“十冠王”踢到了甲B。
比赛结束，太阳神的辽宁籍主教练张京天，在胜利之后却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
那一刻，沈阳城里觉得自己不该是这个结局的，又何止辽足。
早在这年春天，有二十七万名工人沦为“下岗大军”，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
沈阳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中级和高级人才。
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单论一个城市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没有几个城市敢说能赢过沈阳。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
可是，一个城市的过去越是辉煌，面对猛然来临的剧变，往往就越是狼狈。
政府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当时的市长张荣茂竭尽全力，让下岗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19元失业救济，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对张荣茂来说，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
他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走进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
结果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工人们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为他们安排工作呢。
他们还在怀念自己在车间里生龙活虎的年代，还在盯着政府颁发的金灿灿奖状，还在反复盘算怎样用下岗救济金养活全家人。
时间长了，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没有人听了，电视里播的新闻没有人关注了，大堆大堆的报纸看也不看就扔掉了。
199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这样写道：
沈阳痛苦，但它并不孤独。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陷入到相似的痛苦之中。
曾经冒着浓烟的烟筒渐渐沉寂，曾经轰鸣作响的机器慢慢生锈。许多旧式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洗浴中心和洗头房。
沈阳陷入痛苦的1995年，双雪涛12岁，班宇9岁，郑执8岁。三个男孩都生活在沈阳铁西区，那里聚集着100多万国企职工。
那时，和他们同龄的东北孩子们，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说不上有多好，但精神娱乐却并不贫瘠。
黑吉辽的城镇化程度在当时领先全国，加上铁路公路网发达，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文化潮流在东北平原畅通无阻，奔涌在各个大城小城。
音像店、录像厅、游戏厅成群结队地涌现，有线电视的铺设速度也快过多数内陆省份。
计划经济时代，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译制国外电影的传统。80、90年代，东三省的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延续了这个喜欢睁眼看世界的习惯。
长春电影制片厂、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译制的国外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聪明的一休》《百变雄狮》《魔神英雄传》《大力水手》《机动战警》《圣斗士星矢》《七龙珠》《海底小精灵》《灌篮高手》......在东北各地电视台接连上演。《布雷斯塔警长》，长春电视台引进，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为《聪明的一休》配音，前排左二为给一休配音的李韫慧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动画，对一代东北少年进行了最早的文艺启蒙。他们并不富足的童年，却拥有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庞大精神世界。
他们当然也会听到大人们对下岗的抱怨，听到“刨锛队”的恐慌传说。走在街头，他们还能听到街边录象厅响起的港片国语对白，听到迪厅里动次打次的嘈杂伴奏。
至于这些记忆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看得清。
1995年不过是下岗大潮的序幕，自1998年到2001年，东三省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
其中1999年是最为惨烈的一年，有将近180万工人失去了饭碗。
为了让下岗工人振作起来，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那些年，这首歌在电视台里，在街头巷尾任何有喇叭的地方回响。
几年后，赵本山导演的《马大帅》在央视开播，范伟饰演的范德彪失业后带着几个老乡一起创业，给自己打气时引用了这首歌的歌词：
没了经济来源的工人们，当然需要鼓励，但从头再来的出路却不是打打鸡血就能找到的。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然而不论工人怎么想，黄宏这个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领导，是不太可能下岗的。
从此，东北人民心里的小品王只可能是赵本山，再无半点可能是黄宏。
而在此三十多年前，有句口号响彻全国：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谁又能想到，光荣地成了工人以后，不仅没有领导了谁，反而成了国家的累赘？
没错，谁都知道时代要前进，总是免不了新陈代谢，总有人要承受断臂之痛。
但能把控时代的究竟是谁，更有能力承担痛苦的是谁，谁又能说清楚？谁又敢说清楚？
1999年，有人站在最高舞台上，未经选举就主动为下岗工人们代言。有人引吭高歌，想为他们的苦涩日子灌点鸡汤。
只是少有人直接将镜头对准这些被逼近时代角落的工人，记录他们是怎么活着的，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1999年年底，他单枪匹马来到铁西区，将自己的DV镜头对准了工人们，每天早上8点和他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甚至凌晨2点多和他们一起回家，完全融入了他们。
这一拍，就是18个月，积攒的素材足足有300小时，连工人们爆粗骂领导不管厂子死活、洗完澡一丝不挂在办公室聊天、赌钱看毛片的镜头都有，可见拍摄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当时的工人时，有说他们混吃等死的，有说他们只会吃大锅饭的，甚至还有说就是他们把国企搞垮的。
昔日的先锋队沦为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弱势，在道德上也要被踩进洼地。
在下岗之前，他们依然在破败的厂房里炼着矿，冒着生命危险维修漏着高温钢水的管道，哪怕上面没人当回事。
尽管厂子就要黄了，有位工人依然在操心，对着镜头仔细算着账：一吨原料炼成铜的纯利润是3000元，一天能产300吨，一年就算只开工十个月，净利润也能有2个亿。但是厂子进的全是假料，炼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能不亏吗？
有个工人在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上小学时就学造反派，没好好念书。这样一个时刻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最终落了个被潮流反噬的结局。
有位工人的媳妇已经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他和媳妇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一百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才能走到市场，然后他再来上班，一天下来能睡4个小时就不错了。
下了岗的工人们被召集到疗养院疗养。由于常年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下作业，很多工人的血液铅含量超标，必须接受注射治疗，代价是血液里的有益细胞也一并被杀死了。
更多时间里，他们或严肃或调侃地聊着没有着落的未来，满面愁容，眼神黯淡，无力地等待着洪水的冲击。年底工人们聚会，他们知道下一年的日子更不好过，但依然享受着短暂的欢乐，轮番提酒，唱着《走进新时代》。
《铁西区》分为三部，全长9个小时，王兵没有对工人们做任何摆拍，也没有给片子做任何配乐。
但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工人们的迷茫、挣扎和无助，依然被这些没有任何加工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代人的痛苦历史，也是共和国长子的痛苦历史。王兵评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到：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铁西区》在墨西哥、法国、日本都拿了奖，可惜的是不能在国内上映，也不能发行。
每一个人都说要铭记历史，但真铭记起来，却往往有选择性。
我们记住了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中沦陷。每年纪念日，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句勿忘历史。
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难史，被新的宏大事业抛弃、碾压的痛苦，很多人却不愿铭记甚至回避，习惯性地说一句：
但如果连亲历者都忘记了，还能指望后来人从这些历史中找到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在宏大事业依然高于一切的舆论氛围里，个体被轻易抛弃的历史，真的不会循环上演吗？
就在王兵拍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人时，有个22岁的摇滚青年，在夜幕下的哈尔滨唱着不挣钱的摇滚乐。
这个青年名叫梁龙，他给乐队起名叫二手玫瑰。搞摇滚之前，他在宾馆里干过保安。
大半个世纪前，东北作家萧红也曾在哈尔滨生活了8年，在这里深受现代文明冲击，走上文学之路。
那时的哈尔滨，一眼望去都是俄式与欧式建筑，西餐馆林立，外资企业有上千家，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人称“东方小巴黎”。
但不论哪个时代，哈尔滨似乎只能完成对青年们的文艺启蒙，却无法成为他们的归宿。
一年以后，梁龙第二次南下走入山海关，到北京去唱那些还无人问津的歌谣。
他在舞台上穿着大红大绿的棉袄裤衩，他的歌词总是充斥土了吧唧的俗语，所以有人说他的摇滚不过是二人转加了一把贝斯，还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
2005年，管虎导演的《生存之民工》在很多东北的电视台开播。
这片在吉林松原拍摄，讲的是农民工讨钱的残酷经历，画面质感与纪录片很接近。
电视剧的最后一幕，梁龙带着二手玫瑰乐队登场，在大草原唱起新歌《生存》，后来也叫《命运》。
在这首歌里，梁龙反复吟唱，生存啊，命运啊。两句歌词之后，人们能清楚听到他的哀叹。
那是隐藏在戏谑外表下，保持克制的忧伤。每一个在生活中真正挣扎过的人，都能听出许多滋味来：
就算心里滋味再苦，东北的文艺工作者们也不愿意用伤春悲秋的调调唱出来。
这种即便悲伤也正经不起来的美学倾向，对他们来说似乎已是根深蒂固。
那些不识真正愁滋味的小布尔乔亚们，又怎会听得明白。
世纪初，梁龙的歌无人问津。但从东北走出的歌手里，却不乏火遍大江南北的大腕。
90年代闯出名堂的，有毛宁，那英，李春波，胡海泉，火风，孙楠，孙悦，付笛声，冯晓泉，水木年华，艾敬等等。
到了新世纪，雪村这个出生于哈尔滨，在北大德语系肄业的怪才，又打响了网络歌曲第一枪。
英达导演的《东北一家人》在世纪初热播。片头曲用了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片尾曲则唱到：
来还是走，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没有统一意见。
但无数个答案汇总成的大数据是明明白白的——黑吉辽都成了人口净流出大省。
然而东北的尴尬，在昂扬的时代主旋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新千年以后，举国欢庆的喜讯连连。光是2001年，就有北京申奥成功，国足晋级世界杯，成功入世三件大喜事，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脚步越来越快。
于是在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口号响彻全国。“复兴”二字，自此开始与东北挂钩。
不过在那几年，很多人聊起东北，会说起一个更火热的口号：
这一年4月，赵本山在构建喜剧帝国的长征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他带着一批二人转演员在沈阳大舞台剧场进行专场演出，并将剧场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
小品之王通过电视积攒的影响力，迅速渗透到现实。赵本山成了东北文化的名片，甚至是东北的名片。
戏外的他，经济地位早已和普通老百姓不在一个阶层。他买过私人飞机，给蚁力神拍过广告，为此没少被人骂。
但是这个幼年成了孤儿，跟着叔叔在街头卖过艺，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人，始终拥有和普通老百姓共情的能力。
观众们很难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但他留下的一些作品，证明他确实有过成为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在他导演的《马大帅》里，他把进城农民尝过的苦，几乎都演了一遍：
被小偷摸了钱包，装瞎子拉二胡讨钱为生，遭遇城管驱逐，被警察当成造假钞的拘留，在饭店里洗盘子，在澡堂里搓澡，去工地里搬砖，住不起旅馆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
为了给媳妇看病，他替有钱人哭丧，充当富二代拳击手的人肉沙包，帮老板们讨债。为了生存，他拼尽全力。
但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他始终没有被打趴下，还能开导落魄的有钱人，对他说你得支棱起来。
在《落叶归根》里，他演的农民工背着工友尸体，奔走了一千多里地把他送到老家安葬，一路尝尽酸甜苦辣。
最为动人的一段戏，是他坐在运水泥的工程车上，看着公路两旁的辽阔风景，高兴得张开双臂，放声朗诵从小学生那里学来的课文：
如果我的祖国是一条大路，我就是一辆汽车，我跑啊跑，我多快乐。
如果我的祖国是一棵大树，我就是一片树叶，我摇啊摇，我多快乐。
赵本山演的这两个穷人有小心机有小缺点，但总会在某个时刻，让人觉得他们活得特有尊严，特别浪漫。
2011年以后，赵本山再也没有上过春晚。那些辉煌、那些争议都已是昨天的故事，渐渐烟消云散，但东北人民没有忘记他，年轻人甚至继续对他的作品进行着二次开发。
在聚集着大量90后甚至00后的B站，他是让改革春风春吹翻全网的念诗之王，他是能够成功话疗小丑的心理医师，他拍的电视剧与港片碰撞成了东北蒸汽波。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是在2003年，长春有个名叫董宝石的高中生，在网吧里听到了刚刚兴起的中国嘻哈。隐藏、竹游人、功夫、黑棒这些组合的作品，他翻来覆去听了许多遍。
董宝石喜欢音乐，有同学想拉他一起搞摇滚乐队。他虽然会写歌，但什么乐器都不会，索性搞了一个嘻哈组合，起名叫右翼党。每天写歌、玩滑板、涂鸦。
在崇拜体制的东北，董宝石干的这些事有一个统称：扯犊子。
振兴东北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后，老工业基地到底能不能复兴，很多人已经没有兴趣再扯了。
社交媒体里但凡与东北有关的话题，总有人像个复读机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说：
关注东北的人，当然知道他们创造的流行文化远远不止有喊麦。
这几年原创音乐很颓，但东北却有李健、梁博、毛不易这些还在认真写歌，能拿得出像样作品的人。
但真正让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却是当年在长春网吧里听嘻哈的那个高中生。
2019年，董宝石推出单曲《野狼Disco》，每句歌词几乎都能让人想起90年代的流行文化。此歌一出，迅速成为年度最火神曲。
与《野狼Disco》一起蹿红的，还有“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
身为“东北文艺复兴”两个重要人物，梁龙和董宝石在2019年一起参加了《吐槽大会》。
龙哥是我音乐道路上的灯塔，指引我前行，你看我龙哥平时演唱会上穿的花花绿绿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灯塔，那是红绿灯。我们这些后辈就在后边看，路上远远望去，唉呀妈呀，摇滚的尽头就是这玩意啊，拉倒，赶紧变道吧老铁，当时我就决定我搞说唱了。
下场之前，他说从红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过气的：估计差不多了，也就剩两个月吧。这两个月我尽情蹦跶，多露露脸，该吃吃该喝喝，同时多看看直播，跟我们佳琪哥学学销售，没准哪一天我又回去卖水龙头......
希望在将来，大家还会偶尔在想起《野狼Disco》的时候，可以说一句，这是我老舅的作品。
也许是身边楼起楼塌的事情太多了吧，董宝石这些话，一夜成名的小少年很难说得出来。
轮到梁龙登场时，他先自嘲自己穿搭是“红棉袄、绿棉裤、东北大花布，二手时尚三要素”，然后回击董宝石：宝石说他要振兴东北文化，什么文艺复兴——就一首歌振兴啊？东北就差这一首歌被振兴啊？
然后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哐哐哐哐在前边跑，我走着，你跟着，我一回头，你把东北文化振兴了，咋的，我踩踏的？
东北文艺复兴能成为一个话题，当然不只是因为一首《野狼Disco》。
2019年2月，易烊千玺在自己的Instagram上晒了班宇的《冬泳》。此后，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再加印，到9月时已经印了6版。
《冬泳》浮出水面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严肃文学凋敝的当下，东北却在这几年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再一次形成了“东北作家群”。
早在2016年，双雪涛的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就入围台北文学奖，并斩获多个重要奖项；成名更早的郑执，在2018年写了短篇小说《仙症》，被人称为“东北魔幻现实”。
铁西区的很多记忆，在他们脑海里历经二十多年依然挥之不去。年过三十的他们，活到了父辈当年的岁数后，能把那些人那些事看得更清楚，最终成了他们作品的一部分。
在他自导自演的视频里，老四一个人“扮演全世界”，演绎东北的酒桌文化、家庭日常、亲戚邻里，把人看得前仰后合，数以百万计的粉丝每天都在视频下面留言催更。
老四加上班宇、董宝石，被人半认真半调侃地评选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
一场无组织无口号的“文艺复兴”，就这样诞生了旗帜型的人物。然而很多人听完《野狼 Disco》之后，说它不过是又一首速生速朽的洗脑神曲。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更是一个伪命题。
复兴必然要有一个过去的参照，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指向的是古希腊古罗马，而近三十年东北输出的文化，多是供人一笑，带着苞米碴子味的小品喜剧和土味喊麦，与文艺毫不搭嘎，有什么可值得复兴的？
如果把那些代表作品放到当时的时代去看，十有八九都会被高高在上的教会打成“三俗作品”。
大胆展示全裸人体的油画、壁画、雕像有多不像话就不说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个黄色笑话集，高高在上的院长需要偷情，圣洁的修女也得做爱，这成何体统？
但这些作品正是因为肯定了人的欲望，才能让当时的人挣脱神性的束缚，拥抱人文主义，结束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
就像拉美文学绕不开革命一样，东北文艺也难以回避下岗大潮带来的创伤与衰退，许多作品都带着浓重的伤痕色彩。
早在双雪涛与班宇的小说出版之前，就有一批电影在诉说着东北小人物的困顿人生：张猛导演的《钢的琴》《耳朵大有福》，韩杰导演、贾樟柯监制的《树先生》，耿军导演的《锤子镰刀都休息》。
有这些“伤痕文艺”摆着，“东北文艺复兴”就不会是一个伪命题。
东北文艺复兴的意义，不是火几首歌，几部电影，几本小说。在这些“东北伤痕文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落水者的故事，看到这些小人物在一无所有之后的尊严时刻。
东北老工业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历史沉浮，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背景布。
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曾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身为实现祖国四化的主力军，他们的双手能创造一个世界：
《平原上的摩西》里的老李，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两分四十五秒；《盘锦豹子》（收录于《冬泳》）里的孙旭庭，能在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成功完成前苏联大型印刷机的组装。
时代洪水来临后，工厂与工人的落魄，也在他们的作品里展现。
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提到一位下岗女工，到广场摆摊卖鸡蛋。结果城管一来，摊直接被端了。
这些东北文艺工作者着墨最多的，不是控诉、发泄，而是记录这些时代落水者的尊严。
哪怕那尊严的时刻只有一瞬间，哪怕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毫无用处，哪怕曾经相信的一切早已不合时宜，他们依然选择坚守内心不容侵犯的东西。
《耳朵大有福》中的模范职工王抗美，退休之后走向社会，面对新的潮流完全跟不上节奏。即便如此，他依然细心照顾在医院卧床多年的老伴。
《盘锦豹子》的孙旭庭，被印刷机卷掉了一条胳膊，下岗后媳妇跟着更有钱的跑了，但面对上门找前妻讨债的地痞，他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像个豹子一样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主角陈桂林下岗后，媳妇找了一个卖假药的跟他离了婚，要争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喜欢钢琴，陈桂林买不起，于是就带着一帮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工人兄弟，回到一起奋战过的车间，打造了一台钢的琴。
当他们从时代舞台谢幕之后，主流世界在唱完一首《从头再来》后就几乎把他们给忘了。但东北文艺工作者不接受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一代人献上一场体面盛大的、充满尊严的告别仪式。
“东北伤痕文艺”不是在2019年才开始的，但却是在2019年被更多人关注、谈论的。
为什么？也许是在2019年里，被冻着的人越来越多了吧。
一代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是又屈服于时代，这样的黑色幽默总是轮番不停地上演着。
昨天还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员，面带笑容相信未来。但时代瞬息万变，转型总在发生，没有谁能保证那个要被优化掉的人不是自己，现实中从来没有“一个都不能少”。
贾樟柯说，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为了集体的宏大梦想，一代又一代人燃烧着自己。等到必须谢幕的时候，他们不应沦为毫无保障、毫无尊严的落水者。
当个体要保障、要尊严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还不到时候”。然而宏大梦想是永远追不完的。总是让个体提高觉悟，为集体无条件换位思考的状态，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关注那些被时代痛击的人，记录他们的尊严，是这场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这些意义能照进现实吗？终究还是看有多少人看到了它，并愿意捍卫它。
如果没有，那所谓的复兴，终究跟那些来了又去的热点一样，散去之后皆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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