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远方的老师我给来信，说读了《爱心与教育》后很感动，也记住了书中很多学生的名字。她问我：“宁玮现在联系上了吗？周慧现在在哪里？做什么？”我回复：“宁玮联系上了，常常见面。而周慧，后来一直失去联系了。”
这位老师提到的“周慧”，在《爱心与教育》中有关于她这样的故事——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届一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
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而白皙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
（前排中间为刚进高一的周慧）
我一看表：已近12点。但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现在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有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这时，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但又还没有到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但这时，也许是疼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于是，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已几乎没有了。走了一路，我又继续引用了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就和朱建英在病房里守候着她。到后半夜，周慧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
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给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
上面的文字，就是《爱心与教育》中的片段。
（生病出院后的周慧和在中秋晚会上。）
（高二时周慧在新年联欢会上）
（高考证上的周慧）
20年前，我在《爱心与教育》中写这段往事的时候，周慧已经和我失去联系了。她最后一次和我的联系，是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后给我的来信，还写过贺年卡。后来，我调到了另一所中学，渐渐地便断了联系，但时不时还会想到周慧。
2015年夏天，高90届1班聚会，她也没来。但我却听到了她的消息——她现在在德国一所大学任教。因为路途遥远，再加上工作原因，她无法回国，但特意录了一个微视频发回来。视频上，给同学们问好的周慧，脸还是那么白白净净的，只是不如高中时那么瘦了。
后来她加了我的微信，我们便经常在网上“见面”。她说她大学毕业后留校，后来又读了博士，专业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再后来由学校派到德国任教，便在德国留下，并成家。她说买了我的《爱心与教育》《做最好的家长》，正在看。
我给她说，去年我写了一篇《学生给老师撑伞，何错之有》的文章，在文中，我说，不了解教育的记者是很难理解那种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师生关系的，比如我的确就经常让学生帮我倒开水，帮我抱本子，帮我去办公室拿东西，帮我搬家，等等。可我也经常为学生做事。我特意举了我当年背周慧上医院的事，然后我写道：“写到这里，突然想到，这事若发生在今天，一个年轻男教师半夜背着一个高一女生，多半会被一些无聊的记者演绎成为别样的‘新闻’！”
我把这篇文章从微信上发给周慧看。周慧看了回我：“下次回来我背你，看媒体怎么说！”我乐了，回复道：“哈哈，李老师长胖了，你背不动的。”
在微信上和周慧交流，我感觉，周慧已经远不是当年那个害羞的柔弱小姑娘了，而是有思想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久居国外的原因，她视野开阔，无论对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政治，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见解。我觉得周慧长大了。
2016年春天，宁玮给我打电话，说周慧从德国回来了。周慧也在微信上给我说，想“见见李老师”。于是，那天我自驾前往彭山，在宁玮开的茶楼里，见到了分别26年的周慧和她可爱的小女儿，还有毕业后就没见过的宋敏和邓吉炯。细看周慧，她比我记忆中略胖了一些。其实也不胖，只是和高中时比，脸颊没那么瘦削。她四岁的女儿可爱极了，标准的“洋娃娃”。看着抱着女儿的周慧，我再次感慨，周慧的确长大了。
（作为妈妈的周慧）
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问周慧：“你是71年12月18吧！”“宁玮，你是4月28的。”“宋敏，你是71年11月的。”他们都惊叹我的记忆力好，我说：“教你们的时候年轻嘛！再说，那时每年都要给你们写生日贺卡，当然有印象。”周慧说：“我现在都还保留着李老师当年给我写的生日贺卡呢！”
我很高兴，多年前的学生，现在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都有了出息：无论是在德国大学任教的周慧，还是开餐馆的宁玮，不管是职业中学的英语教师宋敏，还是国家公务员邓吉炯，他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都是我的骄傲！
美好的相聚总是很短。时间不早了，我得回成都了。周慧送我小礼物——一盒巧克力、一瓶香水和两本她译著，其中一本是《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格拉斯对话》。
（周慧的译著）
去年，某特级教师在某学校讲学无端说我的著作很多都是编造，举的例子就是周慧的故事，他说：“你们都读了《爱心与教育》，里面李镇西写了他晚上背一个女生去医院，还有照片。当时怎么可能有照片呢？这不是很假吗？”我不知道这位老师是从哪里看到我背周慧上医院“有照片”的《爱心与教育》。事实上，这本书里根本就没有照片！但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我在网上和周慧说起这事，她说：“这人很无聊！”
我和学生的故事和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没关系，我的教育故事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理解”才发生的。我们自己感到幸福就足够了。
《爱心与教育》出版20周年时，出版社准备出版“纪念版”，并把书中的一些主人公请去搞一个活动。周慧得知消息后，说：“如果时间合适，和我这边的安排不冲突，我一定回国参加。”
果真，那一天在成都文轩书店，已经长大的周慧从书中走到了读者面前。
（我身边穿白色裙子的就是周慧）
2018年7月21日，周慧特意从德国赶回来，赶到乐山一中，听我退休前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她是当时课堂上来得最远的学生。
（坐在第一排穿浅蓝色旗袍的就是周慧）
当时周慧坐在第一排离我最近的位置，看着她凝神的目光，我好像看到了30多年前刚进高一的那个腼腆的小姑娘……
前几天（2023年6月5日），我回乐山人民医院看一位住院的亲戚，一进住院部，就看到了那蜿蜒曲折的山坡。如今这条山坡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破败和荒凉，已经修得宽阔敞亮，可以通汽车了。我一看到它，就想到了当年那个晚上我和周慧的艰难行走，想到了我的年轻时代的教育……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远在德国的周慧，请她猜猜：这是什么地方？
周慧很快回复我：“李老师，难道是乐山市人民医院？只记得过您背我上去的那一段破坡。时间太快了！”
2018年5月11日写就
2023年6月8日补充结尾
本茶馆不定期会有广告文案，我早有说明：《直言不讳答网友：我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请感到不适者自行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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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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