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真没想到，今天有这么一个惊喜！”——三访丹麦日记（2023年5月11日）

新闻资讯 2023-06-10 19:56 81 0

今天，我和日日新学堂的师生来到了斯莱特学校。

我其实是第二次访问该校。2018年秋天，我曾来此参观考察，不但听了一节英语课和一节数学课，而且还和几位老师聊天，和校长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

五年前，我曾经在镇西茶馆撰文介绍过斯莱特学校。这是一所学制九年的普通学校——丹麦的小学和初中都是连贯的，没有单独的小学和初中，也无所谓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因此这所学校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听了一节七年级的丹麦语课。走进教室，我数了数人数，共23个学生，每一个学生桌上都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翻译郭斌老师告诉我：“每一个孩子的笔记本电脑是国家提供的。”她还说，学生的作业早已无纸化，都在电脑上完成。

这一节丹麦语课的内容主要是讲语法。由实习老师讲授。四位实习老师都来到教室里，他们的实习明天就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

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是通过联了网的电脑进行教和学。因为语言不通，我不知道具体的教学细节，但我大致可以猜到，老师设计了一个软件（程序），抛出一个个选项，让学生判断词性。学生就在联网的笔记本电脑上抢答。老师给分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正确，二是迅速。虽然学生们都是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操作，但内容都显示在大屏幕上。整个课堂十分活跃，时不时伴随着笑声和欢呼声。感觉他们不是在学知识，而是在玩游戏。

担任具体教学的是一位漂亮的女实习生。她在教学过程中，几乎一直坐在黑板旁的一张桌子上，两腿悬空着，不时摇晃，手则时不时去按墙上那个按钮，以控制电脑。她也和孩子们一起笑，有时还鼓掌激励孩子们。但始终就坐在那里。

另外三位实习生则分别站在三个孩子的身后，也一直不动。郭斌老师告诉我，他们面前的孩子就是有阅读障碍的特殊学生，他们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教学结束了，老师拿出巧克力甜点，走到每一个孩子身边发给他们。原来，因为这是他们实习的最后一课，他们以这种方式向孩子们告别。于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吃着巧克力，我也得到一块巧克力。

吃了巧克力，斯莱特学校的老师希望来听课的日日新学生和丹麦学生有所交流和互动。在场的日日新的几个学生也很大方，走到了前面。他们直接说英语，简单介绍了中国和中国学生的学习情况，然后，丹麦的孩子提了不少问题，他们显然对中国学生很好奇。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一是在校学习时间。日日新的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说他们每天早晨八点上课，晚上七点离开学校。丹麦孩子听了大为惊讶，他们说他们每天九点到校，上四五节课，下午三点放学，放了学就去运动、跳舞或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了。

我也非常感慨，每天在校时间丹麦孩子是七小时，而中国是十一小时，这个差距太大了。而且，据我所知，日日新的孩子在校时间在中国绝不是最长的，相反他们运动和玩耍的时间比许多学校都多。他们尚且如此，中国其他的孩子又是怎样的辛苦，可想而知。

我还有一个感慨，就是丹麦孩子问中国孩子：“你们上班吗？”日日新孩子说：“不上班，而且中国也禁止孩子上班。”原来，在丹麦，孩子十四岁就可以去干活，当然，是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现场几个孩子分别说了他们经常做的工作，有的是烘焙面包，有的是做足球教练（我理解应该是教练的助手之类），有的是帮低年级孩子学习（估计类似于家教）。

丹麦的家庭显然不缺钱，而且这些孩子所谓“打工”，很多时候都是做志愿者，没有工资的，但即使从事有偿劳动，家长的动机也不是为了孩子“补贴家用”，而是让孩子有自立意识并明确自己对自己应该开始负责任了。

当然，中丹两国情况不同，我也不赞成中国使用“童工”，但即使我们的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没有报酬的志愿者，他们有时间吗？每天被课程压得直不起腰，哪有心思去“干活儿”？

我问了丹麦孩子一个问题：“你们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本来谈吐大方的几个孩子居然语塞，好像不知道怎样回答，后来一个男孩想了想，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我也说不出压力，当然，压力也有，比如我喜欢踢足球，我就想怎样才能把足球踢好，这是我的压力。”

还有一个孩子说，她喜欢跳舞，压力就是怎样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另一个孩子说，自己想把学习搞得更好，这就是他的压力。

我问他们：“据我所知，你们除了九年级毕业前有国家统一考试，在此之前是没有考试的，只是有小测试，是吗？”

一个男孩回答说：“是的，国家统考之前有小测试。”

我追问：“你们知道分数吗？”

他说：“老师会告诉我，但不会在班上公开评比，老师告诉我分数时，还会告诉我，我的分数在同龄人（注意，是“同龄人”而不是“同班同学”）中的大概处于什么位置。这个考试对我们没有任何压力。”

我想起上次来这个学校时，和该校老师聊起考试时，他们就说：“我们考试主要是看学生掌握得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他。”

我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的老师除了上课，平时还有哪些时候和你们接触？”

他们说，平时有什么心事都会和老师聊，老师也经常和学生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广，包括电影呀、歌曲啊，等等，就像和好朋友聊天一样。

再问道九年级毕业后的去向时，有个女孩说：“我想直接读高中。”一个男孩说：“我想先读青年学校，我想运动。”还有一个男孩也说：“我也想先读青年学校，我喜欢艺术。”

对他们来说，初中毕业有不同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他们都可以自己做主。

下课后，我走出教室，我看到学生中有裹着头巾的女生，还有一很像是中东人的男孩子。一问，那位女孩来自阿富汗，那个男孩来自伊朗。他们都是丹麦接收的难民。从这两个孩子的脸上，一点看不到难民的影子。他俩活泼，健谈，和丹麦同学完全融为一体。

我想起五年前，我曾随民众学院参加了一次游行，主题就是要求政府接受中东难民。从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丹麦人的善良与包容。

过了一会儿，郭斌和一位中年男教师走到我面前，郭斌问：“李老师，还记得他吗？”

我仔细看了看，脑子急速运转，一下想起来，这不是学校分管国际部的负责人Morten老师吗？五年前我还和他交流过，并写进了我的《教育的100种语言》。我还通过郭斌送了一本书给他。

他也认出了我，很是高兴，我俩紧紧握手。

我说：“你好像比五年前胖了一些。”

他说：“是的，我的腿受伤了，运动比以前少多了。”

然后他兴奋地领着我到他上课的教室里去，说要我去看看我送他的《教育的100种可能》。

走进教室，我不但看到了我的书，而且还发现，他把书中有关写斯莱特学校的那几页复印出来，贴在墙上，包括有我给他签名的扉页，都贴出来了。

我太感动了。

这时，又来了一位中年教师。我一下就认出来，那年我听过他的课，他教英语，那堂课他让学生们用英语辩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我也把听课笔记写进了《教育的100种语言》，还有他上课的照片。

我和他握手，并合影。

我对Morten老师说：“那年来，我还听过一堂数学课，是一位胖胖的女教师上课，我和她还交流过。她现在在学校吗？”

他说：“应该在的，现在还没下班嘛！我去给你找找。”

不一会，那位数学女教师来了，我俩相见紧紧握手。

通过郭斌老师的翻译，我俩简单聊了起来。

我说：“您当时让我很感动。您给我讲您辅导一个数学成绩不好的叙利亚女孩，后来她的数学成绩提高了。当时我问您，您给她单独辅导有没有报酬，您说您的报酬就是孩子学习进步的笑脸，他们毕业了，成长为合格公民，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会来看您，这就是对您最大的报酬。当时翻译的丽萨老师都流泪了。您这几句话，我在中国讲课时经常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