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与20年前相比，如今，一份工作的稳定性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媒体上，有关“数字游民”的报道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图景：人们可以不必再专注于同一份工作，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在数字化的助力下，身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为分散在各中心城市的公司贡献智慧。
往近了看，“斜杠青年”受到热捧，灵活就业者被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频繁跳槽成为工作方式，无论从哪看，长期做同一份工作的人似乎变少了。
但在《利润悖论》一书中，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协会副主席简·埃克豪特列出了一组异于“体感”的数据显示，每份工作持续时间出现实际上明显上升。就业人口换工作的概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3.8%下降到了今天的2.9%；企业每年更换员工的比例，也从80年代的30%下降到了20%。
作者：简·埃克豪特，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埃克豪特告诉我们，那个在他记忆中，企业因员工忠诚而颁发“金表”的年代似乎又回来了。但新时代的“金表神话”，背后却隐藏了一个更残忍的现实：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令底层劳动力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其最终的结果是，穷人更难摆脱身为“穷人”的命运。
要改变穷人的现状，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为何社会流动性会变弱？面对这个被不断叩问的命题，埃克豪特的研究将矛头直指大型公司——正是由于大公司市场支配力的增强，造成了经济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穷人的“宿命论”，则是其造成的一个可能并不算直接，却最难以破解的难题。
一、新型穷人的“诞生”
在论著《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曾发现一个令人惋惜的现象：穷人正在被社会不断“异化”。穷人最新被冠以“底层”的称谓，与过去有机会向上攀登的“下层”相比，他们“被排除在体系之外，没有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
鲍曼描写了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新穷人”形象。他们失去了赖以立身的工作自豪感，面对消费社会对“无能力消费者”的抛弃，还遭受对其不利的社会价值体系“审判”：堕入“底层”是个人选择问题，是因为“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而工作则是社会将一系列压力传导给穷人的直接途径。
埃克豪特也注意到工作变化对“穷人”的塑造。他发现，各行各业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明星效应”。整个市场都在争抢最优秀的人才，并且以不成比例的高工资作为筹码。其结果是，即便是对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人群，其总体薪酬水平的增长主要来自排在前0.01%的人的收入增长。
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锦标赛”越来越多，由此孵化出来的“超级明星”数不胜数，胜者获取的奖励比之前更加丰厚，而反过来，资源愈加向由“超级明星”所编织的星系集中，“失败者”更难被看见——低收入人群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下降。
为何只有少数“明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在埃克豪特看来，关键在于少数“赢家通吃”的公司占据了市场的主导权，它们将人才之间可能只是很小的能力差异放大，使最赚钱的公司愿意花费一切代价猎寻最出色的高管。
这些公司还创造出了新的工作结构，将原来仅存在于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扩散至整个行业：外包。
一次通过电话取得手机维修服务时，埃克豪特接触到一位高级技术顾问埃琳。她拥有两所不同大学的学士学位和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并且已经成为最高级别的技术顾问。然而，她通过咨询所获得的工资仅比美国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高出一点，成本远低于手机品牌商为买家更换手机的费用。
由于外包经济的结构化特征，让诸如埃琳的工作者失去更换工作的机会。如埃克豪特分析，使用外包服务的企业，可以通过让多家采购公司彼此竞争，压低外包服务的价格，并且让公司总部的“超级明星”和外包公司的“低技能员工”失去相互转换的渠道，充当两极分化的“稳定器”。
二、“巨型”公司的原罪
如今的工作为何会变得难以为继？提供工作的企业为何能“理所当然”地创造“穷人”？埃克豪特给出的解释是，部分巨型公司拥有过于强大的市场支配力。
过去，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鲍利命名的“鲍利定律”曾指出，在英国，无论技术如何变革，经济结构如何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从未产生变化，占GDP的比值稳定维持在2/3左右。然而，埃克豪特发现，自1980年起，鲍利定律似乎失效，这个数字从6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59%。
减少的那部分劳动收入去哪了？
他发现，掌握市场支配力的企业，由于拥有畅销商品而提高售价。售价提升会带来销量下降，企业的产量也会随之降低。企业通过雇佣更少的劳动者，获得了与过去同样多的盈利，超额利润由此被收入囊中。而由于市场支配力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让劳动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迫接受低工资，这被埃克豪特总结为全行业的“水落船低”现象。
提高售价并没有使企业遭遇竞争者的挑战，背后正是“市场支配力”在发挥作用。埃克豪特提到了多种市场支配力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种，一是不断增加的合并、并购及其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高度集中化，二是信息时代的科技变革下，先进技术为企业挖掘的“深不见底的护城河”。
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获取市场支配力，不仅并没有推动经济进步，反而带来了倒退。而通过高薪雇佣“超级明星”，以及进行新一轮创新，企业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寻求发展，而可能仅仅在于加宽现有“护城河”。
由此，劳动者不仅被迫在低薪环境中工作，消费社会下，其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享受”企业层出不穷的新商品和服务。
再一次，埃克豪特提到了两种反直觉的现象。一种发生在线上零售行业，在大多数人看来，以亚马逊为代表的大型电视柜内企业，通过供应链创新大大缩减了消费者和全球货物的距离，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
但埃克豪特认为，在规模经济为亚马逊带来更低的生产成本的同时，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足够的好处。“尽管企业在掌控了市场支配力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较低的价格，但如果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价格肯定会更低”。
而在大数据领域，消费者的损失更为隐蔽。
以谷歌地图为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能免费使用其提供的服务，似乎完美避免了“消费陷阱”。然而，埃克豪特却发现，作为“零价格”的条件，用户提供的个人数据为开发商带来了大量广告收入，甚至可能达到应该获得补贴的程度。而随着数据的不断沉淀，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只会成指数级增长，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对此也无能为力。
三、鼓励竞争的疗法
按照埃克豪特的分析，如果不善加治理，市场支配力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会吸纳进所有资源，穷人的生存状况只会更加艰难。
这是一个完全只有巨型企业存在的全景图。在对埃克豪特的采访中，他也直言，在目前的状况下，作为参赛“队伍”的企业实际上成为了“赛场”的搭建方。强势的队伍所在的位置本就比弱势队伍高，并且他们的目标不是继续向上攀登，而是向下扫除竞争者。就连裁判也被强队所拿捏，尽管是比赛，但毫无竞争可言。
“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他说。那么，本该作为裁判的政府，处于何种位置？
埃克豪特发现，与原本构想不同的是，一些政府开始自己组建队伍、或者充当教练。他们意在训练队员如何比赛，或者想方设法提升队员的技术。“这本该是企业所擅长的，应该留给他们来做。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充当管理者，保证比赛的竞争性、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入场资格，并且确保创新是比赛的真正目标。”
这也是大部分政府推进反垄断的基本思路，但失败者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市场支配力已经发酵到一定程度时，监管的存在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激励，引导企业利用漏洞去掌控更强大的市场支配力，让情况反而变得更糟。
从现有数据领域的垄断问题入手，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解题思路。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数据资源已是必须争夺的强大生产力。在埃克豪特看来，利用巨型企业对数据的“痴迷”，可以引导科技公司为生产数据的用户进行某种补偿。在应用市场竞争足够激烈的情况下，为了换取数据，企业就会自发地把价格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并提供充足的服务内容或金钱补偿。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企业获取数据后，倾向于增加私密性并据为己有，最终成为建立市场支配力的“护城河”。要填平沟壑，埃克豪特建议政府成立一项制度，强制这些企业将经过匿名处理的大众数据公之于众，从而激励创新。
此外，政府的作用还可以体现在建立监管机制上。他曾提出一种“互操作平台”的概念，将所有企业都引进这个平台上，从而打破单个企业的市场支配性。在和我们的对话中，他进一步解释，并非由政府建立某种实体平台，而是设置监管机制，让要素有自由流通的渠道。
在他看来，这种机制可以首先从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开始建立，最佳状态则是突破国际线、全球适用的行业规范。他也承认，不同国家存在反垄断治理的水位差。
比如，他提到，在中国，政府对产业能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市场也有望保持更强的竞争性，这样，市场价格更合理，消费者更受益，同时劳动者也能享受更高的工资水平。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将目光放在整个市场，而非某个单独企业身上——不需要告诉企业怎么做，只需要定好市场进入标准，在市场中的企业会自行反馈。
无论如何，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像气候变化一样，市场支配力早就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各国只有携手前进才能共渡难关；我们必须拿出和登月一样的决心，以及和曼哈顿计划一样的紧迫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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