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前司长3万字演讲：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困境？

　　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农村的大量闲置的住宅和宅基地。过去重庆有复垦基础上的增减挂钩和地票制度，是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产高效配置的很好尝试，但并没有被鼓励。现在闲置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农村闲置住宅和宅基地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利用，还值得继续探索尝试，让城里有钱人和有乡村居住偏好的人在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花钱盘活使用权，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相信城里有很多人想去农村弄个院子生活或度假过周末，但目前的产权制度依然是这类投资行为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乡村土地资源高效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很好的解决，也可以带来很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我觉得对农村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很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私有化更有利于土地质量提高，因为公有地没有人会从长远角度关心其质量，也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只有私有才会从可持续角度去想办法改良，甚至对改善周边环境做投资。中国的耕地质量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都和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产权制度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包括大领导经常会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但很少有人系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的时候胡思乱想，觉得也和土地制度有关系。一在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国家，政府想要推倒一栋私人拥有的楼不容易，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由于土地产权公有，政府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想要统一规划改造区域的房子推倒重来，因为是统一规划建设，盖出来大楼都是一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城市的多样性得不到制度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县城小城镇都是几乎一个模式，高楼林立且很多楼样板都一样，可能都是用的同一套设计图纸。当然高楼林立也与土地制度有关，我们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城市建设用地统一由政府分配或拍卖，加上很多城市工业用地比例过高。住宅用地比例很低，住宅用地价格被拍得很高，开发商如果不盖高楼不提高容积率可能就挣不到钱了，于是就有了高楼林立的千城一面。

　　2006年我应邀去越南河内参加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召开的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作为会议唯一的主旨发言嘉宾，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和规划实施评估制度，顺便参观了河内的城市街道和景点。我当时感觉河内的城市面貌在多样性方面比中国城市好，我特意问了一下，他们很多各式各样的私宅能够基本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拆迁重建并不容易。我不敢肯定越南河内一定有很好的私人建筑物保护制度，但市面上看到的模样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和面貌，本质上不是规划师或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审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土地产权的一个产物。我这么说不是要倡导土地私有制，我只是想表达我们看到的不合理现象，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背后的制度根源，当制度改变不了的时候，现象也不可能改变。

　　城市化和服务业密切相关。服务业分布主要在城市，因为服务业的生产、供给、消费几乎是在空间上同时发生的，现在网络经济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可以有所分离。过去我们到饭店吃，他给你提供餐饮服务，生产消费在餐馆的空间内同时发生，但是现在有外卖，生产和消费通过平台和物流可以实现分离，可以在家里吃，这个是一个变化。但服务业发展为什么在城市更容易？因为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或消费者密度来支撑，只有在有足够高的城人口密度，这样才有足够多的的消费者养活服务主体，所以一般都是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越发发达。但是中国的城市政府和领导一般都害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总觉得城市大了管理起来麻烦，喜欢抱怨各种城市病，老想调控城市规模，或是通过疏解控制城市规模，这样的抱怨在别的国家也有。事实是，在很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或是控制城市生长的努力很少是成功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超大城市标准是城区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这样的城市我们已经有六个，我相信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大城市为什么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因为大城市文化更开放包容，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大城市更具备规模经济的实现条件，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创业成功，大城市会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通过大城市的辐射，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哈佛大学有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2011年写了一本书叫《城市的胜利》，特别有趣的是，还有一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瑞.韦斯特教授写了一本书叫《规模》，也讲到城市规模的好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城市规模问题上做了异曲同工的分析，但观点一致，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分工越细，服务业更发达，竞争力更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中国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放手让城市服务业尽可能发展。当今我们我们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困境的时候，更不应该忽视服务业，一说发展实体经济就是那制造业和面临卡脖子的几个领域，真正对经济产生就业和收入分配影响的更多是服务业，特别是这些非常细小的直接服务城市居民的城市服务业。城市服务业发展，会产生很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北京很少出去吃早餐，因为周边没有像样的早餐店，过去有的也被关掉了，但我回到成都，我就很少在家吃早餐，因为周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餐馆。成都的小餐馆不仅格调好，而且提供各种非常多元化的口味很好的选择。这就是更好的城市服务供给，会让人们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你消费越多，相当于更多把自己的收入转移给别人。

　　所以，当我们今天应对经济减速困境时，更需要着力的可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扩大内需，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可能会来自于改革，来自于创新。我觉得更多是应该建立一种让供给和需求之间能够很便利的相互迎合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一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态度和能力，不用担心经济会起不来，政府也不需要操太多的心去救经济。

　　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冲击要胜过日本，但是我们可能在应对上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社会和市场对人性复杂性的精细关怀要胜过中国，收到的制度性和道德性制约更少，所以日本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迎合更顺畅，所谓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很好的描述。我一直觉得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更需要做的是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遗憾的是还有需要改革并没有推进和完成，所以取得的实际成果并不多，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有很多需求是存在的，但国内并不能在供给侧很好响应。到有收入支撑需求在国内因供给制约得不到满足时，消费者要么就把钱存下来，要么外移到其他国家去消费。我认识的一些人，因为国内管制高尔夫发展，只好约着到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富人的钱从兜里掏出来尽可能留在国内消费。过去国务院有一个规划要发展通用航空，这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市场今后会很大。因为现在想玩飞机的人越来越多，买得起飞机的人也多了，国内生产的飞机也越来越便宜了。从生产供给侧角度来看，中航工业生产的双人座飞机人民币200万就可以买到，我在沈飞看到的他们用于出口的双人座民用飞机，出口价格25万美元，国内买得起的人应该不少。在中国西北很像宁夏、甘肃、青海、内蒙等地，人烟稀少地域空旷，完全有条件建一些航空俱乐部，让飞行爱好者到那里去玩飞机，还会带动响应的配套产业和服务。但是中国的低空空域管制是由军方在负责，管的很死很紧，有了飞机也很难飞起来。所以，虽然这个文件出来了，但是我们通用航空业至今没有很好的发展。美国通用航空机场有有两万多，中国通用航空规划提出的目标是500个，这是一个多大的发展空间。

　　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解决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困境，我觉得根本不在扩大内需，靠财政刺激政府投资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越来越重，举债空间越来越小了，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说扩大内需，都25年了，为什么还要扩大内需？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把供给侧制度改革做到位，比如眼前把不合理的房地产调控回归常态，在房价特别高的城市强化政府的公租房长租房供给，更好地鼓励各类创新创业，就可以形成很好的有效供给，取得很好的经济增长，这样做效率更高而且也更可持续，可以形成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更市场化的改革，更法治化的治理，更可靠的产权保护，更包容的开放的制度，更强有力的创新创业，是我们化解困境的基本思路，这与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开放时的初衷并无二致，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