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了一夜，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厚厚的积雪压在房上，屋檐长长的冰凌在北风中摇摇欲坠。
村子一片雪白，除了那条曲折的泥泞小路。
志山伯蹲在地上，低着头不说话，偶尔望向那条路。
大爷爷抽着旱烟，大奶奶抱着六岁的大涛围坐在火炉旁，不断地抹泪。小涛刚三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直在地上跑。
大爷爷将烟灰往鞋底磕了磕，焦急地望着窗外。火炉里的煤球慢慢变灰，火苗慢慢变小，颜色逐渐变浅。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男人披着一身雪闯进屋里。
志山伯站了起来，期待地看着来人。男人喘着粗气说不出话，半天憋出一句：“没！没找到！”
志山伯眼神逐渐变得暗淡，大奶奶的啜泣声更大了，大爷爷瞪了一眼大奶奶，转身对志山伯说：“算了，随她去吧。”
志山伯又蹲下，腰弓的厉害，像是被抽掉了脊椎骨。
那一年，志山伯37岁。
长时间的田间劳作，使志山伯的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原本三十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五十出头。
六年前，志山伯娶了隔壁村漂亮的郝敏。这场不对等的婚礼，起因竟然是大爷爷和郝敏的父亲年轻时候喝多了定下的娃娃亲。
这场略带荒唐的婚礼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志山伯和郝敏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大涛的出生也没有缓和志山伯和郝敏的关系，大涛不到一周岁的时候，郝敏就偷偷跑了。
一年多后，郝敏突然回来了，一脸疲惫。
志山伯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问，去乡里买了一斤猪头肉，那是郝敏最爱吃的。
大涛躲在大奶奶身后，陌生地看着自己母亲，想向前，又害怕。
生下小涛不到半年，郝敏又失踪了。
郝敏的再次消失，像是带着某种决心，留了一封信，说不回来了。
家里感觉这一次非同小可，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该问的人都问了，一点消息没有，去了趟郝敏娘家，仍一无所获。
志山伯嘴里不停地重复：“留了个信儿就走，你就没啥想对我说的？没啥想对两娃说的？”
大爷爷磕掉烟灰的大烟杆，又重新塞满了旱烟丝儿，虚着眼费力地从火炉借火点烟，望着两个小孙儿，无声地叹了口气。
隔年夏天，大爷爷走了。
大奶奶看着过于老实的儿子和两个年幼的孙子，崩溃了，她把大爷爷的死归结于郝敏，认为是她让大爷爷在村里抬不起头，郁郁而终。
大爷爷走了没两年，大奶奶一下子老了下去，那年冬天还未数九，她已经下不了床。
弥留之际，大奶奶嘴里唠叨最多的是“这两个娃怎么办啊？去把她找回来吧。”
这个曾经让大奶奶最恨的人，临终之际却成了她最想见到的人。
大奶奶没能等回郝敏，也没能扛过那个冬天。
志山伯开始独自带着大涛小涛生活，大涛小涛的衣服表面总是带着一层油脂，头发经常打了绺，家里更是乱得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几个本家婶子大娘实在看两个孩子可怜，轮流去志山伯家里给他们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大涛的学习成绩很好，一整面墙都是奖状，甚至获得过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大涛安静，小涛活泛，加上志山伯没有时间管他，在村里疯的时间长了经常惹事儿。2002年春节，小涛玩炮竹的时候不小心把一片麦秸垛点着了，那片麦秸垛连着二晃家，烧坏了他家的大门，和一整面墙。志山伯带着小涛登门道歉，二晃媳妇不依不饶，指着小涛骂是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二晃狠狠扇了媳妇儿一巴掌，对志山伯说：“娘们儿不懂事儿，孩子也是瞎玩不小心，没多大事儿。”志山伯赔了二晃一笔钱，二晃一直不肯要，说给多了，志山伯留下钱就走了。那天，志山伯带着大涛小涛从隔壁村赶集回来，看到门口围了很多人。进院看到郝敏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志山伯有些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但看到墙角蹲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下子又明白了，心情跌到了谷底。大涛躲在梧桐树后面，不时用余光瞟向郝敏，小涛坐在凳子上，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志山伯死死盯着蹲在墙角的男人，眼睛快冒出火花，喃喃自语：“不该啊，不该，你不该带着你外面的人来，让村里人咋看俩娃。你也不该给俩娃洗衣服，让他俩记住了你的好，以后只能更恨你。”那天大涛跟在那人摩托车后面跑，嘴角死死咬住，一句话没说，只是跑，一直到大涛跑不动，车也没停下。2003年，大涛考上了市重点中学的免费生，几个本家每家给了大涛500块钱。酒过三巡，几个本家长辈说：“志山，现在日子过得紧点没啥，有儿子，啥都有了。”志山伯笑了笑没说话，他是最传统的农民，不会表达，对于好事坏事大都是笑笑了事。三年之后大涛以全校第五的成绩考入了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又三年之后考上了天津的一所重点大学。相较于大涛开外挂式的学习，小涛的天赋就差了很多，中考完，他说啥也不念了。大涛性格一向沉稳，那天得知消息后，他突然薅住小涛衣领，直接将小涛拖进了里屋，生平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不考个学校你能干啥？谁要你？赶紧滚回去上学！”怕大涛下手没轻重，志山伯踹开了门，把他俩拉开了，训斥了大涛一顿。大涛哭着说：“爹，你让小涛上高中，我上了大学能打工，能自己挣学费，你让他上。”半个月后，小涛跟别人跑去南方打工了，一个月后寄回来两千块钱和一封信，说是“哥哥的报名费”。9月份大涛独自踏上了求学之路。大涛学习努力，四年后保送本校研究生。小涛脑子活泛，在南方待了几年，换了几个行业，挣下了不少钱。2016年，大涛25岁，研究生毕业，考上了天津的公务员。小涛22岁，从南方回来，在县里开了个贸易公司。大涛去单位报到之前，小涛在家里摆了两桌，宴请几个本家，从县里大饭店请的厨师，喝的是好酒。志山伯酒量不行，但那天也喝了不少，看着两个儿子，笑着笑着眼睛有些泛红。小涛生意做得挺大，回村的时候排场也很大，大家都说志山伯这下算是熬出来了，两个孩子都那么争气。2019年秋天，小涛买了一辆造型夸张的摩托车，有一条很长的排气管，一加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整个村都听的见。当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小涛醉酒后开着那辆轰鸣的摩托，直接栽到了排水渠中。被发现时，已经是第二天。医生说事故本身不算严重，但由于在外面过了一夜，耽搁时间长，晚上温度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会留下后遗症。做完手术，小涛昏迷了三天才醒，但只是张开了眼睛，不能说话，身体动不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小涛才能张口说话，但也不能算是说话，只能简单吐几个字“水”“尿”……巨额的医药费成了问题，志山伯来到小涛的公司，想从财务那里支点钱出来，一进门就被三个年轻人围住了。“叔叔，事儿我们都知道，按说不该在现在说，但现在确实是，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至此，志山伯才知道小涛的公司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赚钱，万般无奈，志山伯拨通了大涛的电话。之前怕影响大涛工作，志山伯一直没跟他说小涛的事儿。志山伯强装轻松：“大涛，最近我想置办点东西，你手头方便不？”“没啥，没啥，就是瞎置办，那就这吧，你先打给我吧，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挂了电话，志山伯后背都渗出了汗，他向来不会说谎。盘算着怎么筹钱给小涛治病，志山伯坐在病床前，一夜未眠，天快亮的时候才眯着。迷糊中，有人把他摇醒：“爹，吃点东西吧。”志山伯一看是大涛，羞愧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大涛从电话里听出了异样，再加上联系不上小涛，连夜买票赶了回来。两个多月后，小涛出院了，开始在家恢复，但麻烦也接着来了。来要账的一波接一波，有小涛公司的员工、供货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志山伯每天被各种讨债的人围着，他惊讶光鲜的儿子竟欠下这么多钱，又为儿子背负的压力感到心疼。员工把公司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远远不够，志山伯拿出了所有积蓄，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基本上抵了外债。2020年秋天，一个本家的弟弟结婚，酒桌上有人提了一句，“志山的贫困户最终是没办下来？”我扭头看向同桌的村支书李亮：“志山伯这情况按说符合贫困户标准啊，咋没办？”李亮叹口气：“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吃完饭，我又叫住李亮，有些埋怨：“你是支书，咋不把志山伯评成贫困户？就因为是本家，怕人说闲话？”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李亮一下子情绪很激动，眼里带着血丝：“你这说的是啥话？我啥人你还不知道？”李亮点了支烟，情绪稍稳后说：“本来我是想把志山伯和小涛都整成贫困户，有政策兜底，这日子就能往前走。但是，大涛有工作，每个月给志山伯两千块钱，卡上有了这笔流水，就不符合规定了。”志山伯把每月大涛寄来的钱都用做小涛的康复治疗，“他家这情况特殊，政策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想想办法呀。”我急了。“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李亮瞪了我一眼，“我往乡里还有县扶贫办跑了多少趟，能找的人都找了，最终扶贫办松了口，说派个核查组下来，如果情况属实就把志山伯和小涛纳入贫困户。”按照李亮的经验，核查组到志山伯家里看一看，然后找几个村民代表谈一谈，这事儿就算是成了，毕竟事实摆在那里。可扶贫办的来了，志山伯和小涛硬是没一句好话，把李亮急得都快骂街了。志山伯先是赶工作组的人走，还说自己有的是钱，银行存着十几万，每天吃的是肉，喝的是酒。小涛更是胡闹，说自己是开公司的，手下二十多员工，还包养着俩大学生，拿着棍子要赶人走。“最终结果你也能想到，这事儿还怎么办的成？”提起这事，李亮还有些余怒。“为了大涛呗，大涛还没成家，志山伯和小涛是怕成贫困户了，说出来不好听，影响大涛找媳妇儿。”李亮掐灭烟头，叹了口气。提起大涛，我这才想起，前阵子我接到大涛的电话，说有点事儿急需用钱，找我借了两千，因钱数不多，我便把这件事忘了，于是打探地问李亮：“大涛最近如何？”“大城市里，忙着咧，听志山伯说，工作可忙了，平时电话也打得少，连找媳妇都没时间。”志山伯没等到大涛娶媳妇儿的消息，却等来了大涛出事的电话。2021年2月底，志山伯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警察，问他是不是李俊涛（大涛）的家属，让他去一趟天津。随后拨了大涛的电话，关机，再打，还是关机。志山伯慌了，回拨了警察的电话。“你这个同志，心情我们能理解，但也得让我把话说完呀。我真的是警察，这就是我们派出所的值班电话，你可以在网上查。”志山伯此时脑子一片乱，已经无法组织语言：“那啥，你刚才说啥……”“你来趟天津吧，反正怎么着都要过来，电话里一两句说不清。”志山伯放下电话，直接瘫倒了沙发上，小便失禁，一度喘不上气。他接受不了大涛已经不在的事实，命运又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半个月前，天津郊区的一栋老楼，有人报警说一楼传出很大异味。警察到现场发现租住在一楼的大涛已死去多日，后经法医监测，死因为肾衰竭，大涛患有尿毒症，一直没有去透析，死的时候体重已不足90斤。志山伯赶到火葬场，看着大涛的骨灰，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大涛为什么不去透析？怎么就瘦成那样了？来到大涛租的房子里，志山伯蹲在地上捂脸大哭了一场，这里实在太简陋，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开了暖气也冷得让人发麻。没有任何电器，只有一张床，床单已经被浸的油亮，枕头边上放着半块馒头，被子上有很多馒头渣。大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志山伯越想越难受，疑问也越来越大。走出大涛的出租房，迎面走来一个上岁数的人，志山伯叫住他：“老兄，跟您打听一下，您认识这家的租户吗？”那人先是一愣，随后说到：“不熟，这年轻人不怎么出来的，我听别人说他有病，家里也没人管，就这样好死不活的，时间长了，这不就……这年轻人，怪可怜的，没见他买过菜，出门就是买几个馒头，每天就是吃馒头，喝水，这哪行呀！”志山伯听完又差点晕倒，硬撑着来到了大涛单位。单位领导告诉志山伯，单位没有叫李俊涛的。“啥？没有？不可能！你查查，他是2016年考上的你们单位。”人事科长听志山伯说完，带着他去了自己办公室，翻了半天电脑中的各类表格，告诉他：“李俊涛是吧？2016年，确实来过我们单位，临时工。”“只签了两年的合同，2018年就已经离开我们单位了。”从单位拖着摇晃的身子出来，外面的阳光刺得志山伯有些站不稳，他坐在单位侧边的台阶上，用手捂着胸口，从大涛的手机通讯录里找到了几个大学同学电话，但大学同学的话让他越来越揪心。“大学毕业之后，涛子就没跟我联系过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嗯……也说不上来他跟谁关系好，在学校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大涛工作找的不顺利，他研究生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研一的时候为了一千块钱替一个本科生考试，被学校发现了，本来是要开除他，导师跟学校求情才保住了他的毕业证，没有学位证，找工作肯定受限制呀。”“您是？李俊涛家长吗？他还欠我钱呢。他这两年基本上把我们班同学的钱都借遍了，他就说是临时有事儿借点钱，数额倒是不多，基本两千。”志山伯清楚，这借的每一笔两千，是大涛每月往家里汇的钱。“我是天津这边派出所民警，费老大劲才找到您电话。”“是这样，半个月前，我们给李志山打电话，让他来天津把李俊涛的骨灰带回去。李志山人来了，但没有把骨灰带回去。”“啥？”李亮已经听说大涛不在的事实，但没想到志山伯没有把大涛的骨灰带回来。“李志山说是没有凑够火化的费用，哎，这个您跟李志山商量商量，我们也跟殡仪馆沟通了，知道他的家庭情况，能免的费用就免了，咱们双管齐下，早点让逝者回去。”李亮挂了电话直奔志山伯家里，院子里摆满了礼品盒：“志山伯，咋了呀，咋还没把大涛带回来呢？钱不够你说话呀。”说完李亮从兜里拿出准备好的五千块钱。李亮这才注意到满院子的礼品盒，隔壁村有一个专门做礼品盒的厂子，出厂后需要折叠好，很多村里的人就从厂子里拿礼品盒，折叠好后再送到厂子赚些钱。“钱你收着，我找辆车，待会儿带着你去天津。”李亮眼睛有些酸涩。志山伯没抬头：“你别管了，你管不了，大涛这孩子不容易，我这当爹的再窝囊在这个事儿上不能给他丢脸，这钱必须我来。”李亮劝说了半天，志山伯不搭理他，只说了一句“回吧。”小涛这几年身体恢复得不错，虽行动不便，但也能自由行动。2021年五一刚过，小涛坐公交车来到县城，又走了两条街来到一个茶馆门口。听说要找自家老板，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一番小涛，直接说：“我们胡总不在。”小涛白了他一眼，径直往里闯。服务员拦住他，“我们胡总真不在。”小涛大喊到：“我操你妈的胡仁义，你给我滚出来。”小涛的喊叫引来了更多的服务员，做势把他架出去。里屋一个房门开了，一个梳着油光背头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笑眯眯地说：“我说是谁呀？这不是涛总嘛。”又对那几个服务员说：“知道这是谁吗？还不赶紧把涛总请到我办公室。”小涛甩开那几个服务员，一晃一晃地进了胡仁义办公室。“涛总大驾光临，有什么指示呀？”胡仁义笑着给小涛倒了杯茶。“老胡，你他妈的也算个人？”小涛的唾沫溅到胡仁义脸上。胡仁义脸上已经有了怒气，但还是强压着笑笑：“算不算个人的，现在别人还叫我一声胡总。”小涛冷笑一下：“这狗梳个背头，是不是也能叫狗总？”胡仁义拉下脸来，将茶杯往桌子上一摔：“你今天到底来干啥的？”“干啥？那年是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你，出了事儿，你自己走了，让我丢地里冻了一晚上，你个没人味的狗东西。”胡仁义斜着眼看小涛：“你今天是来要钱的吧？我还就跟你挑明了，别扯那没用的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想讹我，没门。”小涛突然大笑，行动不便的身子往椅子上靠了靠：“我今天过来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刚才那个劲儿，又卑鄙又不要脸，看到了，今天没白来。”过了两三分钟，小涛的笑声才停下，瞪着胡仁义说：“老胡，你把我看小了，我是来要钱的，但不是要赔偿的，我自己做下的事儿怨不得别人。出事那天晚上，是你招呼的我吃饭，但是是我结的账，按说不该！饭钱你得给我，这是规矩。”胡仁义愣了半天，问小涛多少钱，小涛说“1200”，胡仁义手机转给小涛2000，小涛退回800，径自离去。2021年8月，志山伯和小涛凑齐了钱，终于把大涛“接”了回来。志山伯找到几个本家长辈，问大涛下葬“排三”还是“排五”？几个长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拿不准个注意。按说“排三”还有“排五”都是从人不在的那天算，大涛这情况早就过了“头七”了，这怎么“排”？最终志山伯发话了：“大涛这孩子，从小懂事，但也从小苦，‘排五’吧，让认识的都来吊唁一下，办的风光一点。”大涛下葬那天我回村了，那天是个阴天，但温度很高，像个蒸笼一样，我站到树荫底下，但一点作用没有，汗水不断从皮肤涌出。隔着人群，我竟然看到了郝敏，没人跟她说话，孤零零地站着。“啊，这几天一直都在。”李亮深吐一口烟，“之前也来过，给志山伯带了一万块钱，志山伯不收。她又找到我，想通过我把钱给了志山伯，我去找了志山伯，还是不收。”“志山伯说那年郝敏走，大涛在后面追，郝敏没停车，彻底断了大涛的念想，之后大涛再也没提过‘娘’，也没提过郝敏。大涛这孩子一辈子要强，志山伯不想在最后给大涛丢脸。”上午十一点多出殡，志山伯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小涛，李亮本来安排了几个人扶着小涛，小涛不让，硬是一步步瘸着走到了下葬的地点。送走大涛后，志山伯的话更少了，每天埋头在院子里叠礼品盒，几乎不出门。2023年2月底，上午十点半单位有会议，十点一刻门岗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我。门岗犹豫了一下说：“要不你还是出来吧，他说不进去，让你出来，说是你老乡，叫李志山。”我连忙放下电话，跑去了门岗，看到志山伯拿着一个尼龙袋子站在单位门口。“我就不进去了，你忙。”志山伯说着就将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大涛是不是从你这借了两千块钱？”我脑子一时短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是有这回事，都过去的事儿了。”“那就对了，钱你收着，这是一袋粉条，家里做的，你也收着。”我把钱塞回给志山伯：“我咋能要你的钱，成啥了，大涛的事儿都过了多久了，咱自己家的事儿，不说那个。”我一时间愣在原地，等我回过神来，一看表，会议马上开始了，望着志山伯佝偻的背影，我没有追上去。在会议室坐了一个小时，我啥也没听进去，心中一个劲儿懊悔，为什么不把钱退给志山伯，为什么要承认大涛借钱？为什么不留志山伯吃中午饭？3月中旬，我接到了李亮电话：“大涛有没有借你钱？志山伯有没有找你还钱？”“今天志山伯来我家，非要还大涛借我的那五千块钱。我死活不承认，谁知道大涛有个记账本，借了谁多少钱，都记着呢……”“是啊，这叫什么事儿呀，这钱是志山伯整夜折包装盒折出来的，我能要吗？志山伯那倔脾气，我又不知道该咋办……”我想起志山伯来还钱的那个上午，他略显佝偻的背影，走得却很稳当，步子迈得很大。PS. 碎片化时代，更文不易，欢迎在文章结尾给我们点一个【赞】+【在看】，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看更多走心好文章
请长按下方图片
识别二维码 ★ 关注桌子
![]()
![]()
本文由知音真实故事（ID：zxgszx118）原创。知音真实故事，隶属于知音传媒集团，我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来自亲历者的灵魂深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问题请联系后台。
愿世界上所有相同磁场的人都可在这里相逢。我是桌子，谢谢你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