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咱们只是感觉韩剧和韩国电影的“血腥暴力程度”大幅提升，但许多人想不到，韩国社会的真实案件，比所有“编剧创造的恶”都凶残百倍。
过去二十天，提到韩国，一同出现在全世界热搜头条的都是“幽灵儿童”，“幽灵婴儿”这些词汇。
这些词汇有些恐怖，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深究，北风查了查，这却是直插奇葩国家肺管子的社会死结。
过去二十多天韩国全民震动，督促政府全国严查“幽灵婴儿”案件，这一切的起源，是发生在6月21日的韩国“水原冰箱案”。
大家不要代入情感，就以旁观者心态看看我写的案件经过：6月21日，韩国水原市警方，在一间公寓的冰箱里，发现两具婴儿尸体，随后开始调查公寓的女主人。
经查明，两个婴儿分别是女主人在2018与2019年生下的，女子以“贫穷养不起”为由，将两名婴儿勒死，然后冰冻在冰箱里。
这女子交代她欺骗自己的丈夫说“两个孩子都被她打掉了”，警方将控告她杀婴罪以及非法藏匿尸体罪。
“水原冰箱藏尸案”震动整个韩国后，韩国民众开始推动韩国政府清查全国所有“幽灵婴儿”案件。
在韩国，婴儿出生之后就会有“出生证明”，然后过去的法律规定新生儿父母在一个月内自行给孩子上户籍。【如果不上，也没有明确严厉惩罚】。
于是出现大量医院有“出生证明”，但是“户籍资料”并不存在的婴儿，这些就被称为“幽灵婴儿”。
调查结果触目惊心，仅仅截止7月8日，韩国政府接到举报与调查信息，共查到1069起“幽灵婴儿”案件。
目前已经查实34名幽灵婴儿死亡，有782名孩子的生死状态是“待追查”。警方已经查实死亡的幽灵儿童中，有大量是新生儿父母杀死，他们都已经被移交检查部门起诉。
对于这些杀死“亲生子女”的畜生父母，我们决不应该与他们共情或者给他们寻找“脱罪的理由”。
可是韩国短时间“冒出如此多的幽灵婴儿”案件，这显然不是司法问题，而上升到社会问题。
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韩国社会“三重奇葩现象”叠加，就催生了“幽灵婴儿”被父母杀死的惨剧不断上演。
韩国第一现象是“宗教信仰氛围极为浓厚”。北风过去几年写过多篇韩国文章，其中介绍韩国社会的一种病态是“邪教丛生”。
就连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凶手，他母亲也是被韩国邪教的日本分支骗光了身家，导致他报复社会。
韩国之所以邪教丛生，是因为有基督教信仰的民众比例太高。韩国社会的基督教信仰氛围非常浓厚，于是在1953年就通过法律——“强力禁止堕胎”。
“强制禁止堕胎”是韩国社会的第一把锁，第二把锁却是“婴儿养育成本世界第一”。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今年5月1日的报道，韩国养育一个小孩至18岁成年的抚养成本，是国内人均生产总值 (GDP) 的7.79倍，稳居世界第一位。
跟随其后，排名第二的是中国，6.9倍。排第三的德国是3.64倍，接下来排名世界第四第五的国家，也只需要2倍出头。
如此比较，放眼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韩国和中国“养育小孩到成年”的成本断层领先。
韩国每一个新生儿降生，所带来的高昂养育成本，都是施加在父母身上的“第二把锁”。
韩国社会的第三把锁，是对父母不给孩子进行“户籍登记”的处罚极低，对于这样的“幽灵婴儿”，消失了也民不举官不究，这是韩国社会的第三把锁。
把三大特征放一块，我们就能看懂韩国社会的死结了。
在2021年，韩国正式废除“强制禁止堕胎”法案之前，法律条款规定，女性以药物或者其他途径堕胎的，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200万韩元，大约相当于1.2万人民币。
获得女性同意，或者接受女性委托，为女性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在以前的韩国，一旦堕胎，女性要坐牢，医生也要坐牢。
结合韩国父母的“养育成本奇高”，最后结果是一些韩国年轻人“意外”或者并不想“弄出小生命”，最后为了避免坐牢，就得生下来，可生下来又养不起。
这时候，韩国社会的第三把锁“户籍制度”却充满了bug。也就是只有婴儿完成了“户籍登记”，才是官方可追查的生命。可是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有没有办理户籍登记，这一块是“失控”的。
所以实际上，很多韩国年轻人，是将婴儿出生到登记为正式人口之前的一个月，视为“延长的不用坐牢的堕胎期”。
这些原本不愿成为父母，却被迫生下孩子的年轻人，就选择这个“断层的放松机会”将婴儿“处理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月时段内的“幽灵婴儿”案件这么集中的原因。
很显然，韩国养育高成本却“强制禁止堕胎”的矛盾，以及“堕胎重罪”与“幽灵婴儿小时无人查”的矛盾，合在一起造就了“幽灵婴儿”惨案频发。
就在去年，美国最高法院重新推动“强制禁止堕胎令”，不过美国与韩国的国情差异，让这样的惨案很难在美国发生。
这里不带有“种族歧视”的含义，只是根据大数据，在美国黑人男性弄出小生命然后不负责的比例较高。
然后年轻女性单独抚养孩子，即便在环境较差的贫民窟，依靠快乐教育，也能成本不高的把孩子养大。
最后，这些单亲孩子还能成为体育明星或者混娱乐圈，这就是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养育习惯”，导致的“放养式”社会与“东亚精养式”社会的成本差异。
所在在美国“强制禁止堕胎”只会发生一些个案，可是在韩国“强制禁止堕胎”就会催生批量的“年轻父母杀死幽灵婴儿”。
韩国“幽灵婴儿”案件集中，另一个显著特征也值得深思。
那就是韩国在2000年以前，虽然“强制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存在，但韩国司法并不“执法”，因此韩国民间“意外造成”的小生命，选择堕胎，司法部门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韩国选择将“强制堕胎法案”严格执行，是在本世纪韩国总和生育率跌到1.3的危险警戒线之后。
当时韩国政府认为“从严执行禁止堕胎法”可以实现人口的提升，于是这一法案的从严执行，就催生了这些年的“幽灵婴儿案件”。
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这两年已经跌到0.8以下，依旧是全球第一。
在过去一年多，我一些建言促进生育的文章评论区，也有不少朋友各抒己见，其中就有网友提出“禁止堕胎增加人口”的方案。
韩国血淋淋的教训摆在那里，以宗教或者人口政策的名义，强制让一些“不愿生不愿养”的人将意外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只会逼着他们用弃养或者刻意营养不良的方式，让这些脆弱生命“逝去”。
我们通过韩国的人伦惨剧，或许也能明白促进生育措施为什么不能“过于强硬和直接”，人口结果是很复杂的问题，韩国选择“禁止堕胎”这条路，最终却逼死更多婴儿，创造更多杀手父母。
咱们国家与韩国共同的病症是养育成本过高，因此政策必须从降低养育成本，从全社会扭转消极生育观念的方向着手。
让更有爱的人，因为对生活与未来的爱去传承生命，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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