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从北广毕业后，就顺利考进外省一家电视台做记者。
我们这批一共招了五个，只有我一个是凭本事正儿八经考进去的，而且还有编制。
进台前半年，新人都要跟“师父”。跟到一个好师父，就等于卡住了一个好位置。台里最吃香的几个口，时政口、经济口、文体口、通联部。
时政口对接新闻处和十来个局委办，跟领导走得近，是最好的口；经济口对接企业和各类商会，那自然也不必说；
文体口活动多，题材多，容易出拿奖的作品，同时各种演出的门票拿到手软；通联部对接下面各县区的宣传口。
眼见跟我一起进来的那四个，都一一被这四个口的师父分别领走，唯独我落了单。
我琢磨了半天，不对劲，跑去问侯主任。门开着，他正在打电话。
“王秘书啊，领导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去机场接他老人家啊！”
“我开了贵宾通道，对，我在机场有熟人。”
“好的好的……”
他声音洪亮，并不避讳。
我敲开门，他挂掉电话，没好气地问我干嘛。
听我说明来意后，侯主任意味深长地笑了。
“林小宇啊，这个事你就不能问我了。其他几个新人怎么有人愿意带，唯独你没有，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
我知道台里见习记者的分配，都是他一手安排。这明显是话里有话。看我半天没反应，他看着手表问：“中午饭吃了吗？”
这意思我懂，是暗示我请他吃饭。我没想惯着他，便说：“主任要请我吃饭？您太客气了，下次吧，我还没忙完。”说完，我就笑嘻嘻地出去了。
这显然得罪了侯主任。下午，他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但不是跑口的记者，而是后期听打“同期声”的师父，一个辅助工，老黄。
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软件，采访回来的“同期声”都要人工听打。编辑机房的电脑有两个显示屏，一个播放采访素材，另一个是文本文档。
听打“同期声”的时候，要先听一段采访，暂停，再切换到文档手打记录。
通常，记者采访回来，录了半个小时的“同期声”，听打要耗费2-3个小时。而最后用到新闻里的话，可能只有一两句。
新闻记者通常会自己听打“同期声”，或者交给徒弟或实习生去做。但专题部的访谈类节目，一期下来有几个小时的内容，就会丢给像老黄这样的辅助工去做。
辅助工，就是台里没有正规编制的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但老黄在台里的时间比很多人都长。只是因为卡在学历和没有“后台”上，十几年都没有转正。
“你是正规编制进来，却跟着我干杂活，侯主任是在拿捏你呢！”老黄说了句实话。
我回悟过来。刚入职的时候，侯主任不相信我没背景，曾几番试探，发现我并没有受到明显优待后，态度自然变得微妙。
现在，他是派我干杂活来了。但我并不在意，像这种公家单位，只要不犯大错，谁都不能开了我。先从基本功练起，没毛病。
我认真跟着老黄练听打“同期声”，速度练到飞快，一个小时的素材，我能做到1:1时间听打完。
有一天，我在帮老黄听打一段素材的时候，发现个怪事。
上午，侯主任丢给老黄一段素材，3个多小时，本不是老黄的活。那是一段市领导的讲话录音，通常去采访的记者都有通稿，不需要把讲话全文都听打下来。就算是要听打，也应该是时政口的记者或实习生自己去打。老黄平时只做专题部访谈类节目的“同期声”。我问老黄这是怎么回事，老黄说，别问，领导给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段录音是早上时政口记者去采的，结果跟组的新人见习记者把通稿给弄丢了。他们不敢再去问市新闻处的领导要，只能把会议录音拿回来，整理内容写稿件。这个见习记者就是和我一起进来的齐明。齐明他爸是市里知名的企业家，侯主任巴结的要紧，就把这累活派给了老黄。了解清楚后，我拿起那两盘带子，对老黄说，这活不该我们做，得退回去啊。我们新闻部的办公区，是个大通间，部门所有一线记者都在这办公。“啪”的一声，我将两盘带子放在齐明的桌上，明显提高了嗓门：“齐明，这两盘带子3个多小时，我和老黄实在没空听。我们还有陈主编的节目，他赶着要。要不，你自己听吧，别误了晚上的直播。”格子间里，一个个脑袋抬了起来。大家也都在疑惑，为什么新闻部的“同期声”会丢给老黄？齐明脸囧得通红，不吭声。一旁的侯主任见我搬出陈主编，也不好说什么。陈主编是台里的首席编辑，论级别要比他高半级。“林小宇，办公室里这么大声干嘛。你俩跟我进来。”侯主任虎着脸，但声音明显弱下来。我看向齐明，心想，就他那听打“同期声”的速度，估计听完都要到明天凌晨了，晚上直播肯定要开天窗。在办公室，侯主任挠了半天头，十分为难地说：“算了，我给新闻处那边打个电话，再要一份通稿，齐明你去拿吧。”齐明一听，立马喜上眉梢，溜出去了。然后，侯主任先给新闻处打电话，结果，电话那头的处长把他说了一通，他一个劲赔不是。挂了电话，他抬头发现我还杵在那儿，后悔不应该让我进来。此刻，他更不爽了，开口就要骂人，却不知道要骂我什么。“林小宇，领导交代的事情，必然有其用意，你那么大声嚷嚷，是要说给谁看啊？”是要说给谁看？我还真没想过。我就是觉得这事不公平。这时，陈主编敲门进来。他已经从老黄那儿了解了事情经过。侯主任一看，立马站起身要泡茶，陈主编摆摆手，转向我。陈主编拍拍我的肩膀，对着侯主任说：“老侯啊，你们这是人才太多了是吧？北广出来的，只能在你这打同期声？”侯主任一听，立马解释：“哪里的话，可别这么说，我哪里敢？这是刚好没什么合适的岗位，就让小林先在后期锻炼锻炼。”陈主编推了推黑框眼镜，微笑着说：“哦，那就让小林来帮我几天，做那个非遗的专题片。刚巧我那个编导老婆生孩子，请了几天假。”“我就说嘛，北广出来的，怎么可能什么都不会呢！”陈主编又看向侯主任。侯主任没什么话好说了。 我被陈主编借调了几天，自然跟侯主任结了梁子。刚做完成片，又被侯主任叫回去。毕竟，我的编制在新闻部，陈主编也没有强留我。回到新闻部之后，侯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真正的师父，飞哥。飞哥整天穿一身机车装，骑着超酷的黑色雅马哈来上班，是个侯主任都不太管得住的人，负责跑“突发新闻”。“突发新闻”需要24小时待命，有传言是侯主任为了整飞哥，专门给他设了这个岗。不过，飞哥并不抱怨，一干就是5年。市里面只要发生车祸、火灾、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飞哥都要第一时间赶过去。显然，侯主任这是“合并同类项”，把我和飞哥两个刺头绑在一起了。飞哥性格有点古怪，我跟了他三天，他一句话没跟我说过。老黄跟我说，飞哥最烦关系户。估计，是把我当关系户了，所以懒得理我。一天夜里，我在台里值班，凌晨三点，飞哥的电话把我惊醒。“你去我桌上拿两块电池，然后来滨江大桥桥口，快！”我拿上电池，打车来到滨江大桥，只见一片警灯闪烁。还没缓过神来，就看见飞哥提着摄像机，小跑着来到我面前，二话不说，拿起我手中的电池，娴熟地换上，又冲回去。我跟过去，了解到一个小时前，一辆黑色轿车，冲出了大桥，坠入江底，现场正在打捞。我跟着飞哥在岸边来来回回，采集素材，不知不觉，天就快亮了。“你先眯一会吧，没那么快打捞上来。”飞哥把机器一收，双手紧紧抱着，眯上了眼睛。我本想强撑一会，结果还是睡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推了我一下。睁眼一看，飞哥正从背包里拿东西。“没出过……”我知道，他想让我做一个“现场口播”。只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根话筒，套上防风罩，递给我。“一会你上去，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我身后……就是……尸体，已经打捞了上来……我们可以看到……是个……是个男性。他穿着黑色的……可能是……夹克衫……白色衬衫……他的腰间……别着……一串钥匙……”采访完，飞哥带着我去吃早饭。我还没回过神来，就看见飞哥招呼服务员端上一碗清水荷包蛋。原来，台里面的记者如果遇到这类事件，采访完都会吃一碗清水荷包蛋。看来，飞哥没有那么难以接近。“我……讲得还行吗？”我有些担心，怕自己没发挥好，毁了新闻。他看着回放，皱着眉头说：“还可以，一点都不磕巴，就是太具体了，很多都不能播。”“没事，回去剪吧，还是剪得出来的，有那个现场感就行了。”回台里之后，我们各自泡上一杯速溶咖啡。为了赶《午间新闻》，我们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飞哥让我写主播导语，他剪素材。因为我录了“现场口播”，所以这条新闻不用等播音员配音，可以直接上。这一次，我发现飞哥的剪辑手法十分了得。几个小时，碎片化的素材，在他的剪辑之下，变成了一条紧张的突发新闻，如电影大片一般。他把我那些不合适的措辞全都剪掉，整体表达却十分流畅。值班责编几乎没有修改，一稿过，上了当天中午的《午间新闻》。这条突发新闻，一下子成了全市的焦点。台长在新闻部的例会上表扬了这条新闻，说我们反应很快，完成度很高，顺带也表扬了我的出镜。作为见习记者，可能要一两年才会有独自出镜的机会。我第一次外出采访，就摊上这么大个事，也算出了回“风头”。会后，有同事来向飞哥表示祝贺，他却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所有人都闭了嘴，悻悻地散去。确实，飞哥这5年，都在跑这类突发新闻，他见得太多了。那天下着小雨，地上泥泞不堪。我坐在他那辆黑色雅马哈后面，在一条老巷子外停了下来。巷子里搭着一排百米来长的棚子，披麻戴孝的人进进出出，有户人家在做“白事”。我们没进去，飞哥站在巷子口，鞠了个躬。我跟着他的样子，也照做了一遍。他对我说，走的是一对夫妻，就是那天坠江小轿车上丧生的人，今天是他们的“头七”，孩子刚上小学……飞哥前后带了我小半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央视出来的，以前是金牌摄像。为了照顾老人，回老家工作，留了下来。老黄跟我说，要不是飞哥那性格，按照他的资历，至少是个部门主任。看着坐在办公室角落的飞哥，我心里有点堵得慌。很快，台里的三季度评奖出来了，我和飞哥的那条《轿车坠江》的新闻，获得了一等奖。让我意外的是，当全台表彰的时候，那条新闻的主创，却变成了侯主任，飞哥只是摄像。可是，这条新闻，从采访到播出，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天他连值班责编都不是。飞哥反倒劝我，“老侯要评正高，作品不够，给他吧。”我这才搞清楚，飞哥的编制是摄像。虽然，很多新闻都是他独立完成的，但是他都挂不上记者的名。所以，遇到有获得省奖或者国奖机会的新闻作品，侯主任就会把自己的名字挂上去。这在新闻部已经是一个潜规则了。如果你不配合，那各种评优和绩效，都与你无关。所以，这种事通常没人会去计较。半年见习期到，我们同时进来的5个人，终于摘掉了“见习”帽子。全台都在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年终评奖”。这是台里最高的荣誉，每个奖项都会为你未来的晋升之路铺上一块砖。这一年，加上我们新闻部的5个人，全台一共进了20多个新人，可谓竞争激烈。新闻部要在我们5个人里，推选一个去参加全台的评选。这半年里，我跟着飞哥做了好几条精彩的新闻，得到台领导的多次表扬，所以我的呼声最高。“可是主任，明年我就不算新人了，去哪评‘最佳新人’去？”侯主任把脸一沉，“我们新闻部，历来都是推时政口的新人，领导脸熟，这是老规矩了。”我终于明白了当时他安排齐明到时政口的用意。可我并不打算理会他的“老规矩”，继续装傻反问，“那这么说，只要一开始分到时政口，就锁定年度最佳了？”见我这么不识相，侯主任急了，“齐明什么背景你不知道？你要是退出了，年终考核我给你高分。”侯主任拍着桌子，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出去，敬酒不吃吃罚酒！”飞哥却教育我，“在台里，再有个性，也要低调做人，别像我这样。”“放心吧，师父！我们这半年拿了这么多季度奖，要论作品，我肯定比那齐明多！”第二天，新闻部例会的时候我才知道，飞哥为何对我闪烁其词。例会上，侯主任宣布，今年“年度新人奖”，新闻部推选齐明参评。反正我和侯主任已经结下了梁子，我直接在会上提出，参评准则中，作品获奖有加分，我算过，我的分绝对超过齐明不少。“小林，你仔细看参评材料了吗？在获奖作品中，候选人至少是第二作者，才可以计分。”什么？第二作者？我翻看参评材料，我和飞哥获了两次季度一等奖，但作者排名中，侯主任排第一、飞哥第二、我第三。齐明虽然只有一个作品获了季度三等奖，但作者排名中，他师父第一，他第二，摄像第三。我在会议室里寻找着飞哥，可他没来参会，应该是昨天值了夜班，早上请假了。他显然是知道这个结果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周围的同事都避开了我的眼神，他们应该早已习惯了这种的操作。“小林，昨天我好心劝你你不听，非要今天当众自取其辱吗？”“我今年改了规则，确切地说，是昨天下午才改的。”侯主任得意地翘着脚，又捅了我一刀子。“我再告诉你，阿飞也知道这条规则，但他没跟你说，对吧？”侯主任观察着我的神色，顿了顿，“你知道，他那么有个性，为何对我言听计从吗？”“他老爸生病住院需要钱，我让他去做突发新闻，一个月他可以多拿2000的值班补贴。你以为我是在整他？其实是他自己要做的，我是在帮他，懂吗？”这件事以后，飞哥消失了几天，我进了文体组，跑文化口。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种师徒的情分，却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当全台年度评选候选人公示的时候，新闻部自然是没有推选我，意外的是，我的名字竟出现在专题部“最佳新人”的候选人之中。路过侯主任办公室，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是陈主编。“我们今年专题部没进新人，这不，看你们新闻部没推小林，我想着他之前帮我做过那个非遗的专题片，在市里拿了奖，就跟台长提了一嘴，能不能用我专题部的名额，结果他就同意了。不是跟你抢人哦，就是想着你们新闻部人才齐齐，别埋没了人才。”我跟着陈主编做的那个非遗的专题片，在市里拿奖了？我怎么不知道。不过，对于评“最佳新人”这个事，我已经想开了。能进候选人名单总归也是个高兴的事，虽然大概率就是陪跑。因为，在台里，专题部是个比较边缘的部门。陈主编也不像侯主任那样，热衷往领导跟前凑。令我吃惊的是，年度表彰大会上，我还真拿了那个“最佳新人奖”，并非陪跑。老黄跟我分析，新闻部正职主任的位置，很有可能在侯主任和陈主编之间产生。陈主编去坐这个位置，是平调，从边缘部门调到核心部门一把手。侯主任去坐这个位置，算是升半级。职级上，陈主编更有优势；业务上，侯主任更熟一些。所以，他俩目前看来，平分秋色。侯主任可能认为，陈主编这样拉拢我，是为了积累他在新闻部的人气，为自己过来当一把手做准备。于是，他干脆把我调去了文体口，让我忙活起来，显得他对我也不错。文体口主要是跑市里的文化节、运动会，采访外来的演唱会和球赛。那段时间，我采访过不少来我们市开演唱会的大牌明星。潘玮柏、SHE、张韶涵、林俊杰、五月天……每次遇到这样的机会，侯主任都要给我摊派两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要签名，要门票。侯主任自己不追星，那些都是用来给他打点关系铺路用的。时间长了，我也就见怪不怪了，每次都尽量满足他。那几年，周杰伦演唱会的票太火爆了，主办方能够拿出来的媒体赠票并不多。其他明星的演唱会，我有时候能够拿到20张。而周杰伦这场，采访完，主办方只给了我2张。出来之前，侯主任交代，我至少要给他弄到10张VIP票。我知道，他已经跟某些领导打了包票，那都是对他上正职，有发言权的领导。当我把仅有的2张票交到他手上，他脸色一沉，不悦地看着我。他看着我有些愠怒，放缓了音调开始PUA我，“这一点，你就不如人家齐明。”“齐明这孩子很懂事，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自己掏钱给大家买伴手礼特产……”我懂了，侯主任在暗示我，要我自己掏钱去买。可周杰伦演唱会一张VIP票能顶我半个月工资啊。侯主任看我不接茬，又继续打压：“文体口你也干了一段时间了，可这资源怎么就没有积累起来呢？我看你就是太内向，要不给你调到通联部去？”从办公室出来，我越想越生气。想着这样在侯主任下面做事，处处受压制，也没什么意思。那一瞬，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绝顶”的思路，跑去ATM取了钱，飞奔去体育场。当然，在做这些之前，我想好了，大不了这份工作我不干了。周杰伦的演唱会在我们市体育场举办，这几天体育场外都是“黄牛”。我采访的时候，听主办方说，黄牛手上很多票都是假票。主办方还特地给我们看了他们收缴上来的假票，那票面跟真的做得一模一样，但是，一旦到了安检口，机器一扫就能够分辨出来。我到了体育场外，从黄牛手上低价收了8张VIP票，一共才花了我200块。当我把那8张票递给侯主任的时候，他开心坏了，欣慰地对我说：“小林，我就说嘛，努力努力，总是有办法的嘛！”周董的演唱会点燃了整座城市。第二天，同事们都在那激烈讨论。我知道，侯主任那10张票，都是给领导家孩子去看的。当那些大少爷、大小姐们，被主办方的保安拦在门口的时候，估计侯主任的电话也要被打爆了。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时候，下午一脸衰样的侯主任进来的时候，却没对我发火，后来一直也没找我这个事。没几天，我就被调到了陈主编的专题部，从记者转为了编导。有时候在台里碰面，侯主任还会对我点点头，但再也没跟我说过什么话。又过了几个月，台里公示，陈主编晋升做了副台长，侯主任如愿以偿地转正，成了新闻部的正职，但是归陈主编分管。后来过了很久我才听说，那天晚上，侯主任自己掏钱买了8张VIP票，花了好几万。但他为何第二天没把气撒在我头上？这事我一直没搞明白。后来还是老黄点醒我。他说，那段时间，侯主任一直把陈主编当做他的“假想敌”，认为陈主编要跟他争正职主任。他这样的人精，见我敢这么怼他，肯定以为我有过硬的后台。他不会觉得这是我对他的态度，而会揣测，那是某个更大的领导，借着我在向他表达态度。所以，他很识趣地，收起了尾巴。不过，陈主编事事先他半步，早就锁定了副台长的位置。到头来，虽然侯主任当上了正职，却还是被陈主编压住半个头。后来听老同事说，侯主任被人举报，被查出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记过处分后，退居二线，默默退休；飞哥，离开台里很多年，开了自己的传媒公司，专门拍企业宣传片和广告，也赚到了钱；至于老黄，还是辅助工，一直干到退休都没转正，但他根本不在意。我们台后门外的商业街，有两间店面，都是老黄家的。这样的说法也不知真假。12年过去，我已经成了一家国企的高层。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人，他们的面孔早已模糊，不再黑白分明。唯一清晰的，是那年我硬着脖子，和侯主任叫板的样子，以及充斥在我心头，一种难以名状，近乎粘稠的“异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