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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超没仪式感的人。
我的兴头常用在了别处——我最HIGH的时刻几乎总出现在四顾无人，唯我自在的那种环境。
HIGH得又有点高，好比午夜稿子终于完结那一刻，手在键上弹下了最后一个音符；好比一个人铲着沙，一抬头，望见砖砌拱门外那片湖就在那里；好比在东欧隆冬的阁楼里醒来，阳台上全是雪，将熄的阳光以最后的洪烈拥抱着你整个身体，而另外半边床上阴着……我很难从人际关系中感受到更高的HIGH点。
我在人际关系中的最高体验往往仅止于融洽，也不求什么更高于融恰。
所以年年这么没年没节的过惯了，偶尔也想象下，最好的节该是个什么样子？
那样的节，大概是应该以“节”本身为主体，而参予的人个个都短暂地放下了个体自身的主张，当好那个欢呼鼓舞的角色——像一条大街上，挂满一条街的“红”成了主体，底下笑嘻嘻的人都是一根根点燃了情绪的人蜡，发出光来——存在只是为了映衬那整一条街的红。
这样的节，号召起来，是“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相见后，“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为一个简单的目的点燃了自己，让同一种情绪在万千个体上燃烧。人在那一刻，可能会体会到“放下了”，也有“放下了”后终于的舍得与放肆，打个铁火，踩个冰跷什么的释放自己躯体的大胆与冒险。
没什么目的，情绪本身就是目的，燃烧本身就是目的……但哪怕倒退回三十年前，以我当时年少就自觉苍冷的眼光看，身边的一条条人满满都是一条条湿透了或半湿的柴，真想烧，没烧出火，多半先烧出烟来。那烟一熏，总会触动泪腺……再努力怕也努力不出一团纯净明亮，而多半会熏出些烟熏火燎的脏来。
好在我是写字的，所以只在书里书写那些盛大，与盛大中湿柴烧出的烟。
中国人的节一向安排得很全面，一边是社火，一边是团圆。
小时，常听大人说：“节都是为小孩子过的”。
倒也对一半，只有小孩子是纯粹的干柴，配上新衣裤，就能纯粹出“要想红，一身红，红裤红袄红灯笼”那种纯粹感来。
但节也是给年纪大些的人过的，过的是一种团圆。把所有各自的缺憾，围成一个圈，围着盆火，看远远的，完满的小孩儿们蹦跳着笑闹着。
那样的感觉。享用得了的人，会在那样的乌炭白灰，炉烟酒晕里，看得着一些难能的落实在人间的完满。
有勇气过节的人都是值得祝福的，想起我有个舅舅，他的妻子一条腿微跛，性格一言难尽。
我听到他在三十五街区那个小套间的小走廊里跟我妈妈倒苦水，他们一个靠在走廊这面墙上，一个靠在那边墙上。姐弟俩交谈时总是站着，因为忙，吐槽也只有站着说话的空，还要回避开孩子们。
说年年春节，舅舅炒了六个菜或八个菜端到屋里桌上——好事成双，舅母就默默地端了一盘回厨房，舅舅再端回来，舅母再端回去……重复很多次。
听起来场景是黑白片样的默然，我想象里有只见过几面的二舅母那条跛着的腿端菜回厨，坚持“成单”的姿式。想到她始终如一的怨恨，年三十也不肯放松的那点怨恨——怨恨她的腿？怨恨她的童年？或许她早已忘了自己究竟在怨恨什么，怨恨已成为一种肌肉记忆，和二舅那么渴求“成双”地一遍遍坐厨房端出菜来的坚执彼此对峙……他们如今白头到老了，还是杠着，舅母信了基督教，舅舅信佛教。
每想到他们，也就明白了“过节”与“过节”，头一个动宾结构的动感强烈的词，与后一个表述人际间某种放不下的情结过往的纯名词，为何占用这同样的两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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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也会想起我人生中最有仪式感的那段日子。
九几年时，我开始写稿。
湖北的大冬天，冷。
我头几笔稿费里，好象有一笔是专门用来买了个蓝色底的，黄色框的，上面喷涂满了海鱼图案的三十升电热水器。
很小的电热水器。那时，我写稿前必需要洗个澡，好象非得冲涮尽什么才开得了笔。
湖北那些冬天，洗澡脱衣是很需要勇气的。洗完时，光着身子冲出后阳台，带着新洗出来的热劲儿，熬得起冷，反不急着穿衣，慢慢地穿起衣服·……那日子在我回想里，是充满着仪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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